1958年，一个叫田家炳的印尼华侨带着自己的家人移居香港，并在元朗的屯门海边购买了30多万平方尺的海滩。 那片海滩当时还是荒凉的泥地，涨潮时海水能漫到脚踝，退潮后露出一片碎贝壳和烂渔网。田家炳站在滩涂上，裤脚卷到膝盖，望着远处零星的渔船，心里盘算的却不是做生意的门路，而是怎么让更多孩子有书读。他17岁就从老家广东大埔出来闯世界，在印尼做过橡胶生意，开过瓷厂，攒下第一桶金时，就想回乡建学校——可那时候战火连天，计划一次次落空。到了香港，他看着街边失学的孩子背着破布包捡煤渣，突然觉得，建学校的念头不能再等了。 买海滩的钱，是他卖了印尼的三间工厂凑的。家人一开始反对，妻子说：“咱们在香港站稳脚跟不容易，把钱投在烂泥滩上，万一赔了怎么办？”他没争辩，只是带着家人去看元朗的乡村小学——教室是茅草房，窗户没玻璃，风一吹就哗啦响，孩子们冻得缩成一团，却还捧着课本念“天地人”。看完回来，妻子没再说话，默默帮他收拾行李，准备去工地搭帐篷住。 接下来的三年，田家炳带着工人填海、平整土地、盖厂房。白天他和工人一起搬砖，手掌磨出血泡就用布条缠上；晚上住在临时搭建的铁皮屋里，听着海浪声算账——他没向银行借钱，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连工人的午饭都定在附近茶餐厅，选最便宜的叉烧饭，因为“能省一点，就能多建一间教室”。有次台风把刚盖好的部分厂房吹垮了，他蹲在废墟里捡钢筋，工人要帮忙，他摆摆手：“这些钢筋还能用，别浪费。” 1965年，第一家“田家炳工厂”在屯门投产，生产塑料薄膜。可他没把利润装进自己口袋，而是拿出一半建了第一所学校——大埔家炳第一中学。开学那天，他站在校门口，看着孩子们穿着新校服走进校园，有的还光着脚，却笑得特别亮。校长说：“田先生，这学校能容500个学生。”他摸着校门的栏杆说：“不够，以后还要建更多。” 从那以后，田家炳的“建校清单”越列越长。他规定，公司每年纯利的80%必须用于教育，自己却过着极简的生活：穿几十块钱的衬衫，戴一块旧手表，出门坐地铁，吃饭去茶餐厅，连矿泉水都舍不得买，说“白开水一样解渴”。有次在深圳谈项目，对方请他吃鲍鱼，他拒绝了，说“这钱能建两间图书室”。他的子女回忆，小时候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旧电视，而父亲的办公桌上，永远堆着各地学校的申请建校报告。 最让人触动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他的公司市值缩水近七成，银行催着还贷，朋友劝他暂停建校，先保生意。他却把准备用来还债的钱，全汇给了四川的一所希望小学。记者问他“不怕破产吗”，他坐在公司的旧沙发上，慢悠悠说：“企业亏了可以再赚，可孩子的书不读，就耽误一辈子。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赚了多少钱，是建了多少间能让孩子们坐下来的教室。” 到2018年去世前，田家炳在全国34个省市建了200多所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还捐建了图书馆、体育馆、教师培训中心。他没给子女留多少财产，却在遗嘱里写：“把剩余的钱都用来支持教育，直到用完为止。”有次在陕西的一所乡村小学，他看到孩子们趴在水泥地上写字，当场决定捐建一栋教学楼，还特意叮嘱“窗户要装双层玻璃，北方冬天冷”。 现在，走进任何一所“田家炳学校”，都能看到教学楼前立着他的铜像，孩子们放学时会摸着铜像的衣角说：“这是给我们建学校的爷爷。”而在香港的屯门，当年那片烂泥滩，早已变成繁华的工业区，可田家炳当年搭帐篷的旧址，还留着一块刻着“教育为本”的石碑。 他常说：“我是个商人，可商人的钱来自社会，就该还给社会。教育是最大的慈善，因为它能让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国家，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句话，他不是说说而已，是用一辈子去践行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