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9年，杀害过小萝卜头的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偷偷将19名革命志士放出监狱，这一举动让本该处极刑的他有了一个意外的结局！ 1949年11月27日深夜，重庆白公馆的空气里全是血腥味，41岁的杨钦典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攥着一串被汗水浸得发腻的钥匙，远处渣滓洞方向的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密集，每一声都在提醒他：国民党大势已去。 此刻，摆在这个河南籍特务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执行几小时前监狱长雷天元拍在桌上的“屠杀令”，把最后19个人清理干净，然后作为陪葬品死在乱军之中，要么，赌一把。 他把手伸进贴身衣兜，那里有一封被摸得起毛的家信，母亲在信里絮叨，说河南老家分了地，那是从来不敢想的好光景。 而就在三个月前，他亲手参与了对“小萝卜头”宋振中的处决，那个孩子口袋里露出的半截红蓝铅笔，成了扎在他心口的一根刺，让他无数次在半夜惊醒，满背冷汗。 恐惧和良知在这一刻达成了微妙的共振，牢房里的罗广斌死死盯着他，这个在此前几个月里借着取咸菜的机会，不断对他耳语“北京天亮了”、“有出路”的年轻人，此刻抛出了最后的筹码。 “你说的话，当真算数？”杨钦典的声音在颤抖，指节因为用力捏着钥匙而惨白。 “我们十九个人为你作证！”罗广斌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这不仅是一句承诺，更是一份生死契约。 杨钦典咬碎了牙，生锈的锁芯在寂静中发出一声刺耳的“咔嚓”，这声音在那个寒夜里，比远处的炮火更惊心动魄。 但这还不够，杨钦典没有带他们走正门的大路，而是凭着特务的直觉，领着这支混杂着罗广斌、任可风等人的队伍，悄无声息地摸向后院的小门。 路过岗哨时，杨钦典突然扯着嗓子吼了一句：“共军进城了！快跑啊！” 这一嗓子极其高明，原本就如惊弓之鸟的守卫士兵瞬间炸了锅，没人顾得上核实，纷纷四散逃命，混乱成了最好的掩护，一行人趁乱钻进了漆黑的灌木丛。 到了竹林边缘，必须分开了，罗广斌匆匆撕下一张纸条，写下一个地址塞进杨钦典手里：“解放后，凭这个找我们。” 杨钦典攥着这张薄薄的纸，转身消失在重庆深秋的夜色里，他不知道这张纸条能不能保命，但他知道，自己不想再杀人了。 三天后，重庆解放，街头的红旗和纪律严明的解放军让杨钦典确信自己赌对了，他揣着那张纸条，硬着头皮走进了公安局。 就在审讯人员还没完全搞清状况时，罗广斌带着获救的志士们冲了进来，他们兑现了那个寒夜的诺言：集体作证，保下了这个曾经的“刽子手”。 政府说话算话：不予处决，准予回乡。 杨钦典拒绝了留在城里的机会，背着行李回了河南，他分到了三亩地，从特务变回了那个只会刨食的农民。 之后的日子里，村里人对他指指点点，说他是“国民党的残渣”，他从来不辩解，只是闷头帮邻居修房、挑水，他觉得这是在赎罪，是在洗手上那层看不见的血。 历史的车轮总有颠簸，到了1960年代，那段复杂的过往终究还是成了问题，杨钦典被重新收监，判了20年，押回重庆劳改。 换做别人可能早就疯了，但他异常平静，在狱中，他老老实实修路、织布，对狱友说：“这是还债。” 直到1982年，重庆法院复查历史旧案，办案人员调阅了发黄的档案，罗广斌当年那份言辞恳切的证词，像一道光穿透了三十多年的尘埃。 原判撤销，恢复清白，74岁的杨钦典走出监狱时，背已经驼得像张犁，老伴走了，儿子因为他的成分吃尽了苦头。有人让他找政府要点补偿，老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能活着，就够了。” 2007年冬天，89岁的杨钦典在睡梦中走了。 儿孙们整理遗物时，掀开他的枕头，惊得说不出话，那里压着一张泛黄破碎的纸条——正是1949年那个深夜罗广斌写的地址，旁边还有一本翻烂了的《红岩》，扉页上签着罗广斌的名字。 他做了一辈子的农民，但这半个世纪里，他每一晚都睡在1949年的那个寒夜里，他对儿子说过一句话，比任何墓志铭都重：“做错事不可怕，怕的是一辈子不回头。” 信源：人民网 杨钦典的“黑”“红”人生 - 人民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