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春天，重庆荣县的上空阴沉而压抑。一场公开宣判大会吸引了无数群众的目光。台上，一个中年男人被五花大绑，脸色惨白。他就是被定为“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随着宣判员念出“判处死刑”的那一刻，人群爆发出怒吼声。可就在押赴刑场时，这个男人却突然扯着嗓子喊出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我冤枉！我不是特务，我帮过江姐！” 这一声喊，像一块石头投进深井，惊起无数回响。人群沸腾，士兵推搡，枪声即将响起，而那句喊冤声却在风中久久回荡。 1948年的重庆，国民党保密局在山城肆虐。渣滓洞、白公馆、新华日报社旧址都成了监狱。江姐——本名江竹筠，被捕后遭受酷刑，依然坚贞不屈。而在监狱体系中，有一个名叫黄茂才的看守，正是后来被指控为参与虐杀江姐的“刽子手”。他在那段岁月中的身份扑朔迷离：一方面是看守，一方面又似乎与地下党有接触。他究竟是施暴者，还是另有角色，至今仍是谜团。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展开清查反革命特务行动。1951年初，黄茂才被重庆军管会逮捕，罪名是“参与屠杀政治犯、残害江姐等烈士”。调查档案显示，他在渣滓洞任职时，确实负责过押解任务，也多次出入江姐所在的牢房。控方指证他“参与刑讯、直接行刑”，罪证确凿。黄茂才坚称自己被冤枉，供词中多次提到“自己暗中帮助过共产党人”。但那时的政治氛围下，没有人相信他的辩解。 公开审判当天，荣县操场上人山人海。宣判员念到“杀害革命烈士江竹筠”时，全场群情激愤，骂声连天。黄茂才面无血色，却突然开口辩称：“我不是杀人凶手，我帮过江姐传过信！”话音未落，就被士兵压下。几个小时后，他被押赴刑场。当枪声响起，这个被贴上“刽子手”标签的男人，结束了命运中最黑暗的一幕。 多年后，案卷再度被翻开。重庆档案馆在整理老资料时发现，关于黄茂才的证词并不统一。部分幸存的渣滓洞狱友回忆称，黄茂才确实曾在狱中暗中放宽过对江姐等人的管束，甚至传递过情报。也有人回忆，他是“软骨头”，既不残忍，也不忠诚，像夹在中间的人，被形势裹挟、被命令驱使。种种说法交织在一起，让这个“刽子手”的形象逐渐模糊。 1953年，黄茂才案在四川荣县法院立案复查。法庭根据新证人陈述，认定其并非直接行刑者，而是押解人员之一。虽然这一结论没有改变他的刑罚，但案件的复杂性开始浮出水面。1982年，四川省人民法院根据新的调查材料，正式宣布撤销原判，对黄茂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这一平反决定在当年被《中国法制报》和《人民日报》报道，引发社会关注。 从“凶手”到“冤案”，黄茂才的命运像被翻转的硬币，一面是仇恨，一面是疑问。他在行刑前的喊冤，被许多人当作虚伪的表演，也有人认为，那是一个普通人对命运最后的呼喊。研究者指出，当时的特务系统庞杂，渣滓洞中看守与行刑人员层级复杂，很多案情缺乏完整证据，黄茂才是否“杀害江姐”，至今仍难以用一句话定论。 历史的吊诡在于，那些被定为“刽子手”的人，有时未必都是恶魔。那个被枪决的男人，也许真的做过一些让江姐获益的小事，但在动荡的大背景下，这些细节早已被淹没。档案的缺口、证人的死亡，让真相只能停留在“可能”的层面。黄茂才的平反，不仅是对一个个体的修正，也是那个时代法律纠错机制的体现。 时间过去七十多年，渣滓洞成了红色教育基地，江姐的雕像矗立在纪念馆中央，鲜花常年摆放。而在一角的旧案卷中，仍能看到那个被涂改的名字——黄茂才。纸页泛黄，字迹模糊，却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复杂。历史没有忘记烈士的英勇，也不应忘记那些被误判、被裹挟的普通人。 江姐用生命捍卫信仰，成为民族记忆中的坚毅象征；黄茂才的命运，则提醒后人，正义的审判必须建立在真实之上。每一场历史的复盘，都是一次对良知的拷问。1951年那个春日午后，行刑场的枪声早已远去，但那声“我冤枉”的呐喊，仍在历史的深处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