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芝秀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多年与女儿在杭州相遇，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已下嫁工人并生下一子，她的一句话，让女儿深感理解，还每月寄钱给她。 陈芝秀出生在1908年的浙江诸暨，那里是典型的江南望族聚居地。她从小接触艺术教育，16岁就进入杭州艺术学校专攻雕塑。她的早期作品如少女头像在西湖博览会上获奖，显示出不凡天赋。1927年，她与画家常书鸿结为夫妇，两人共同前往法国深造。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常书鸿的油画《塞纳河畔》被卢浮宫永久收藏，她的雕塑《浴女》入选法国艺术家沙龙展。他们的生活融入当地艺术圈，驻法大使顾维钧曾公开称赞他们代表中国艺术的未来潜力。女儿常沙娜在里昂出生，名字源于塞纳河的灵感来源。夫妻连续四年在里昂春季沙龙获奖，《艺风》杂志刊登她的四件雕塑作品。她常以烫卷发和高跟鞋的形象出现，常被当地人误认为是法国上层女性。这种海外经历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艺术资源。 1936年，常书鸿在巴黎旧书摊偶遇《敦煌石窟录》，这本书激发他回国研究敦煌艺术的决心。陈芝秀当时正准备巴黎个展，只能中断计划，携带47箱雕塑工具和书籍随夫返回中国。回国后，他们面对的环境远超预期。1940年，全家抵达敦煌，那里的气候极端，冬季气温常降至零下20度。她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到饮食简陋，常以盐水拌面充饥，夜间需抱子女取暖以抵御寒冷。她多次建议带子女回江南求学，常书鸿以守护文物为由一再拒绝。他专注于洞窟壁画的临摹工作，对家庭事务投入不足。她在生病期间，仅有助手赵忠清提供基本的热水和药物支持。赵忠清与她同为浙江人，口音相近促进了他们的交流，从谈论家乡习俗逐步扩展到对敦煌生活不便的分享。这种互动在艰苦环境中显得格外突出。 敦煌的孤立生活逐渐影响陈芝秀的日常。她曾尝试在当地继续雕塑创作，但沙尘和寒风导致工具生锈，材料保存困难。常书鸿每日早出晚归，沉浸在壁画研究中，忽略了家庭的基本需求。她独自处理子女的饮食和起居，生活节奏被荒漠环境主导。赵忠清作为团队助手，经常在陈芝秀身体不适时送来必需品，还协助一些家务琐事。他们的对话内容从地方风土转向对当前处境的分析。私奔计划在这种背景下逐步形成，她先整理少量个人物品，赵忠清负责安排行程。1945年4月，她以胃病就医为名义，让赵忠清陪同前往兰州。在途中，她将丝绸旗袍放入赵忠清的公文包。抵达兰州后，她在当地报纸刊登离婚声明，与常书鸿正式断绝关系。 常书鸿在戈壁获知离婚消息时，当地正刮沙尘暴。他骑马追赶三天三夜，途中马匹在沙地失足，导致他受伤，被过路人救起时已体力衰竭。陈芝秀与赵忠清继续前往杭州，凭借赵忠清的旧关系，他担任军官职务。她在当地学校教授美术课程，生下一子，生活转为相对稳定的军官家庭模式。起初，他们居住在杭州旧式房屋中，赵忠清处理军务，她负责教学和育儿。 1952年后，赵忠清因历史问题被关押，最终在看守所病逝。她为抚养幼子，下嫁一名锅炉工人，转而从事洗衣工作维持生计。每日她需处理大量衣物，双手因长期劳作而粗糙。生活场所简陋，仅一间小屋，冬季靠煤炉取暖，夏季需应对蚊虫。她彻底中断了艺术创作，转向日常劳务，衣着从以往的旗袍变为普通布衫。 1962年，48岁的常沙娜在杭州街头写生时，偶然看到一个弯腰身影。那人衣衫破旧，目光无神，蹲在墙角搓洗衣物。常沙娜走近辨认出是母亲，声音颤抖叫出称呼。陈芝秀抬起头，哽咽说出“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话让常沙娜回想母亲的当年离去，感受到其中的悔意。从此，常沙娜每月寄钱给她，用于购买奶粉和热水袋等生活必需品。 陈芝秀的晚年继续以洗衣为业，生活条件简朴。1950年，儿子常嘉陵在杭州街头偶遇她，确认身份后拒绝相认，说她抛弃幼时的自己，不配做母亲。她未再主动求见，保持距离。她始终未返回敦煌面对常书鸿。1979年，她突发心脏病，在临终时握着女儿的手哭喊，对不起子女，一步错步步错。 常书鸿留在敦煌长达50年，组织壁画修复工作，收集散失文物，撰写相关论文，并举办展览，将一生精力投入莫高窟保护。他于1994年去世，按遗愿将骨灰撒在九层楼。他守护了敦煌文化遗产，却失去了家庭的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