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富商王永庆去世，子女惊讶地发现，父亲在瑞士银行竟有400亿存款。随后子女们去取，谁知，竟一分也取不走…… 这一桩纠缠超过十年的麻烦，说穿了就是一笔“看得到却动不了”的巨款。 那是摆在瑞士银行某个密封账户里的约四百亿，真正的主人，是被称作“经营之神”的王永庆。 当年他08年秋天于美国骤然离世后，这笔钱就好像被按下暂停键，继承人明明知道它在那里，却谁也拿不出来。 想想也讽刺——如果把时间往回拨到1917年台北新店，那个家徒四壁的小房子里，谁会想到王家有一天会因为钱太多，而被世界级银行当成烫手山芋一样谨慎对待？ 王家后来去试着向瑞士银行说明身份、申请动用账户时，银行的态度，一点不像外界想的那种“有钱人走后门”，反而冷冰冰的非常严格。 想拿钱？行，但请你们先证明——这笔资产在台湾已经把所有该补的税、该申报的项目都处理干净了。 问题就在这，按照台湾的法律，王永庆过世后，海外资产也要纳入遗产申报，本来就缴了三百亿遗产税，已经够让家族心痛，再把这笔瑞士的巨额资产算进去，可能还会产生更多税要补缴。 继承人的想法很直白：“你把钱给我，我才有钱把税补上。”但瑞士银行的逻辑是另一套：“你先把税交了、证明没问题，我才能放款。” 双方的条件互相打架，于是整个事情像进入死胡同一样，卡在那里十几年，瑞士银行也不是故意为难人，而是因为国际上反洗钱、反逃税的规定越来越严，它们再也不像几十年前那样说“绝对保密”就完事了。 户主不在了，这种特别敏感的账户，谁也不敢乱动，最终，那几百亿就像被锁进铁柜里一样，数字虽在那里，却形同虚设。 可让人感叹的是，这笔钱如今让王家人头大不已，但故事最初的起点，偏偏是贫穷。 王永庆九岁那年，家里穷到连治病的钱都凑不出，父亲走投无路想轻生，还好母亲把父亲救下来，那一次以后，他心里就被狠狠刻下一个念头——要赚钱，要让家人不再饿肚子。 14 岁那会儿，他在米店做学徒，不仅工资低，还经常被骂，没人觉得这个瘦瘦小小的孩子有多大能耐。 可是别人嫌麻烦的事，他反而越做越细，例如一粒粒地把米里的石子挑出来，搞出最早的“免洗米”，再后来借了父亲四处求人借来的200块，从卖米起家撑出第一桶金。 之后，他抓住战争时期的木材生意，又大胆跨进塑料产业，硬是在没人看好的情况下，闯出一个巨大的商业版图。 即便成了“塑料大王”，他照样穿着破拖鞋，衣服补了又补，也觉得没什么，他抠的是自己，但对需要帮助的地方却从不计较。 汶川地震的时候，外界对他要捐款还带着各种声音，他一句“都是中国人，该帮就帮”，然后就捐了一个亿，还送物资。 这么一个既精明又有情义的人，却偏偏没把跨国资产的传承规划好，他走得太急，没有留下遗嘱，也没设立专门的信托或避税结构，把钱放在瑞士银行，以为最安全，却没料到国际规则已经完全变了。 结果到后代要接手时，变成法律、税务和国际金融三方的乱麻，即便王家愿意付出高额税金去把钱“赎回来”，光是漫长的审核和跨国法律配套，就够让人筋疲力尽。 这件事给所有富豪敲了个响亮的警钟：赚大钱是一回事，把钱平安稳妥地传下去又是另一回事，在现在这个时代，家族财富传承根本不只是家里人关起门聊聊那么简单。 它是一个需要律师、税务专家、国际金融体系共同参与的大工程，赚钱不管分配，最后留给后人的可能不是财富，而是一堆麻烦。 所以现在提到王永庆，人们依然敬他、佩服他，从米店小徒做到商业传奇，从不忘本、节俭一生、心怀家国。 真正重要的其实不是那笔被冻结的那些钱，而是他留下的精神——那个十四岁少年弯腰挑石子的韧劲、不被苦难打倒的决心，以及对家庭和责任的担当。 这些，才是永远不会被冻结的遗产。 主要信源：（环球网——“天堂文件”爆王永庆家族在台湾之外的资产是台湾的3.4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