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这么憋屈的事儿？人家军舰都堵到家门口了，第一反应不是抄家伙护家，反倒翻箱倒柜

哪有这么憋屈的事儿？人家军舰都堵到家门口了，第一反应不是抄家伙护家，反倒翻箱倒柜凑银子，琢磨着怎么赔钱打发人走。   这不是段子，而是百年前咱先辈天天面对的屈辱。   1840年，英国的舰队带着鸦片和枪炮闯到珠江口，几十艘舰船就封锁了海面，清政府的守军放了几炮就没了下文，朝堂上吵来吵去，最后拍板的还是“花钱消灾”。   于是《南京条约》一签，2100万银元就拱手送人，这里面600万是给英国鸦片商人的“损失赔偿”，300万还了中国行商欠英商的债，剩下1200万全当是英军的军费报销。   要知道，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几千两白银，这笔赔款折合成库平银约1476万两，相当于把大半年的国库收入都送给了侵略者，而老百姓则要为这笔赔款承受更重的赋税，地里的庄稼还没收割，就已经被提前“预支”给了洋人。   可这钱花出去，换来的不是安宁，而是列强得寸进尺的野心。   十几年后，英法联军又来了，这次直接打进了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那些藏了几百年的奇珍异宝要么被抢要么被烧，最后清政府还是得乖乖掏钱。   《北京条约》里，英法各得800万两白银，合计1600万两，名义上是“军费”和“侨民抚恤金”，实际上就是侵略者明抢。   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形成了固定思维，只要洋人船坚炮利，打不过就认怂，凑钱了事，至于国家尊严和百姓死活，都得排在后面。   他们宁愿把银子送给外敌，也不愿花钱整顿军队、加固海防，仿佛只要把洋人哄开心了，就能继续安稳坐他们的江山。   1894年甲午战争，这场仗打得更窝囊。   北洋水师好歹也是亚洲排得上号的舰队，却在黄海海战中节节败退，最后被日军堵在威海卫全军覆没。   清政府连抵抗的念头都没坚持多久，就赶紧派李鸿章去日本求和。   在春帆楼的谈判桌上，伊藤博文态度强硬，直接扔出“要么签字要么接着打”的通牒，李鸿章低声下气哀求能不能少赔点，得到的却是“只准回答允或不允”的回复。   结果就是《马关条约》的2亿两白银赔款，再加上3000万两“赎辽费”，合计2.3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而当时日本一年的财政收入才9817万日元，这笔赔款折合成日元约3.58亿，是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三倍多。   日本拿着这笔钱大力扩军备战，而清政府则把负担全压在百姓身上，一亩地的赋税翻了几番，无数农户卖儿卖女，只为凑够给洋人的“赔款”。   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这种屈辱更是登峰造极。   几万联军从天津一路打到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临走前还不忘下令“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等联军占了北京，烧杀抢掠一番后，《辛丑条约》横空出世，4.5亿两白银的赔款被分摊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当时全国正好4.5亿人，相当于逼着每个人都要为这场屈辱买单。   这笔赔款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下来高达9.8亿两，而1902年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才1亿两，光当年的赔款支出就占了4700万两，几乎一半的收入都用来讨好洋人。   为了凑钱，清政府把海关税、盐税这些核心财源都抵押给了列强，国家经济命脉彻底被外人掌控，而老百姓则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苦不堪言，路有饿殍成了常态。   那些年里，列强的军舰想来就来，想停就停，从珠江口到天津港，从威海卫到山海关，中国的海岸线成了外人的后花园。   清政府不是没有军队，也不是没有银子，只是这些军队和银子从来不用在保家卫国上，反而成了维持统治、讨好外敌的工具。   他们总以为赔钱能买来和平，却不知道软弱只会让豺狼更加贪婪，割地赔款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1842年到1911年，晚清对外赔款的实际总额折合成库平银约10.45亿两，相当于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白花花的银子没换来一天安稳，反而加速了王朝的崩塌，也让中华民族陷入了更深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