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一位老大娘上山采野果。突然发现一大群苍蝇，在草丛上“嗡嗡嗡”盘旋，她没在意。 哪料，此时草丛里发出沙沙声，还伸出一只手来。大娘一个激灵，她壮胆拔开草丛，却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红军战士。 这位大娘姓李，家住川西深山里的李家坳，那年刚满五旬。1936年的春天，山里还透着寒气，红军大部队刚从附近过了没几天，村里老人都偷偷给过路的红军塞过杂粮饼，李大娘也见过那些穿灰色军装的年轻人，说话和气，见着孩子还会掏块糖，不像镇上国民党兵那样凶神恶煞。 她原本是上山采些猕猴桃和野山楂，想着晒成干给孙子留着，苍蝇扎堆的地方她本想绕开，那只突然伸出来的手，却让她脚底下钉了桩似的挪不开步。 拨开半人高的芭茅丛，一股子血腥味混着泥土气扑面而来。躺在地上的战士看着不过十七八岁，灰布军装扯得稀烂，右腿裤管被血泡成了深褐色，伤口周围肿得发亮，苍蝇正围着伤口打转。他眼睛半睁着，嘴唇干裂得爆了皮，看见李大娘，想说话却只发出几声微弱的气音，手还在微微颤抖。 李大娘心一下子揪紧了，她这辈子见过山里受伤的猎户，却没见过这么年轻的娃伤成这样，再瞅见他帽子上隐约的红五星，心里顿时有了底：这是咱红军的娃啊，不能撂在这儿等死。 山里常有国民党的民团巡逻，李大娘不敢耽搁，先从衣襟上撕下块干净的粗布，摁在战士的伤口上帮他止血，又往他嘴里喂了几口山泉水。战士缓过点劲，含糊地说“大娘……别管我……会连累你……”，李大娘瞪了他一眼，粗声粗气地回“我活了半辈子，还没见过把娃扔在山里喂狼的道理。 她估摸着战士走不了路，便蹲下身想背他，可一把年纪的人，哪扛得动一个大小伙子？折腾了半天，她索性坐在地上歇口气，琢磨着先回村叫人，又怕自己走后战士再出意外，最后咬咬牙，先把战士拖到附近的山洞里藏着，用树枝把洞口掩好，才一路小跑往村里赶。 刚到村口，就撞见保长带着两个团丁晃悠，保长眯着眼问她“李大娘，上山捡啥宝贝了？”，李大娘攥紧手里的空篮子，笑着说“瞎转悠呗，山里野果子还没熟，白跑一趟”。 瞅着保长走远了，她才拐到邻居家，敲开了老支书的门。老支书早前跟红军搭过话，听李大娘说完，当即叫上两个年轻后生，带上门板和草药，跟着她往山里赶。几个人悄没声地把战士抬回村，藏在李大娘家的柴房里，柴房堆着干柴，还挨着猪圈，一般人根本不会往这儿瞧。 接下来的日子，李大娘每天熬米汤给战士喝，用老支书找来的草药捣碎了敷在他伤口上，换药时瞅着那狰狞换药时瞅着那狰狞的伤口，她总忍不住抹眼泪：“这娃比我孙儿大不了几岁，咋遭这么大罪哟”。 战士清醒后说自己叫陈小兵，是红四方面军的，过草地时跟队伍走散，腿上中了国民党的子弹，一路爬着躲进了山里，要不是遇上李大娘，怕是早就没了气。陈小兵伤没好利索，就念叨着找队伍，李大娘知道他心思，每天帮他打听红军的消息，又怕他着急，总劝“伤养好了才能归队，你要是落下病根，咋跟敌人打仗？” 半个月后，老支书带来消息，说红军大部队往北边去了，村口的民团也撤了。陈小兵要走的那天，李大娘把攒了好久的杂粮饼和一双纳好的布鞋塞给他，陈小兵对着李大娘和老支书“咚”地跪下磕了个头，从衣服上扯下一枚磨得发亮的铜纽扣，递到李大娘手里：“大娘，这是我参军时连长给我的，您收着，等革命胜利了，我回来看您”。 李大娘攥着纽扣，看着陈小兵消失在山口，抹了半天眼泪，却连句“保重”都没喊出声——怕一喊，眼泪就更止不住了。 后来李家坳的人再也没见过陈小兵，有人说他跟着队伍打到了陕北，有人说他牺牲在了战场上。李大娘把那枚铜纽扣缝在自己的裹肚上，天天贴身带着，逢着村里的孩子就讲“当年有个红军娃，在咱家养过伤，他说要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直到她临终前，还把纽扣交给孙子，嘱咐“留着，这是红军的念想，也是咱老百姓的心”。 1936年的那片草丛里，藏着的不只是一个受伤的战士，更是普通百姓和红军之间掏心窝子的情分。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大娘递过去的一碗米汤、一块粗布，却撑住了一个年轻战士的命，也撑住了中国人心里那份“帮着好人走正道”的朴素信念。这份情分，藏在深山里，藏在铜纽扣里，也藏在一辈辈人的讲述里，从没淡过。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