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长沙警备司令唐生明和常德警备司令酆悌对调，两个多月后，酆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沈醉对唐生明说：“你这个花花公子，真是好运气，酆悌这是替你挡了劫啊。” 先说说唐生明，他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花花公子”。他出生在豪门，亲哥是军政大腕唐生智，这是他一辈子最大的靠山。他本人呢，黄埔四期，年轻、英俊、人缘好，上到蒋介石、宋美龄，下到黄埔的同学林彪、陈赓，他都能处得来。 他这个人，很会“活”：爱玩，会玩，不拘小节。长沙警备司令那会儿，他把司令部弄得像个会客厅，戏班子、商界名流、各路英雄豪杰都爱往他那儿跑。可你别真把他当成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他心里那杆秤，比谁都清楚。在大事上，他有他自己的原则：不拿别人的命去换自己的功劳。 1938年的秋天，日军步步紧逼，武汉失守，长沙成了前线的焦点。蒋介石下了个“焦土计划”的死命令：守不住，就一把火烧个干净，不给日本人留下一砖一瓦、一粒粮食。 这命令，听起来壮烈，可执行起来，那就是刀口舔血。长沙是什么地方？老百姓的家，仓库里堆满了军需和民生物资。你一把火烧下去，烧的可不只是木头房子，是几百万人的活路和家当，甚至性命。唐生明深知其中的厉害。他知道，这个雷，碰不得。 就在这时，他做了个关键的决定：对调。他找了个由头，跟常德警备司令酆悌换了位置。他走得干脆利落，把长沙警备司令这个烫手山芋，留给了下一任。 接过“山芋”的酆悌，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跟在蒋介石身边多年，做事规规矩矩、雷厉风行。他最大的优点是“听令”，最大的缺点也是“太听令”——规矩在他那儿，就是铁律。 一上任，他就开始部署“焦土计划”的执行细节，把火种、引爆点都列得清清楚楚。他想把事情做“漂亮”，却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和局势的混乱。 1938年11月12日夜里，谣言像瘟疫一样在城里传播——“日军已经进城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加上此前松散的命令，立刻引爆了灾难。原本的指令是必须等“最后的电报”，可负责执行的军警，在恐慌和混乱中，抢先动了手。火头从一处起，接着迅速蔓延，加上当晚大风，火势彻底失控。 那夜的长沙，人间炼狱。 大火连烧三天三夜，把这个千年古城几乎夷为平地。 三千多平民葬身火海，他们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国际上舆论哗然，国内民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这成了抗战史上最惨痛的事件之一。 出了这么大的篓子，蒋介石当然要找人“祭旗”，平息民愤。他不可能怪自己下的“焦土”命令，更不能怪那些真正放火的人——杀一堆小兵有什么用？于是，目光自然落在了最高负责人身上。 唐生明已经不在长沙，他背后的唐生智势力庞大，不好动。于是，刚接任的酆悌，成了最好的替罪羊：新官、主事、黄埔系，杀他分量够。 不管酆悌是否真的下达了“提前放火”的命令，都不重要了。十二月十八日，他与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一起，被押往郊外枪决，年仅33岁。 他死得冤吗？当然。他死于“程序失控下的责任转嫁”。他是一个严格执行命令的军人，但最终成了这个命令下最大的牺牲品。 唐生明的“好运气”是怎么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他骨子里那份对人性和官场潜规则的清醒认知。他知道： 有唐生智在，他有避雷的资本。 凡是可能伤及无辜、引起滔天民怨的事情，他坚决避开。他宁可去常德“闲坐”，也不愿在长沙这颗定时炸弹旁边守着。 他的“花花公子”形象，其实是一种保护色。在那个谁都盯着谁的年代，装得不够精明，反而能避开许多权力斗争的陷阱。 正是这种“不爱惜羽毛”的姿态，让他躲过了长沙大火的劫难。 而他后来的经历，更让人佩服他这份“假痴癫”的精明： 潜伏汪伪： 蒋介石让他去汪精卫那里当卧底，他二话不说就去了，气得大哥唐生智登报断绝关系。可他一到上海，就借着自己会玩、能融入的本事，把周佛海这样的汉奸头子拉过来为重庆服务，还借日本人的手除掉了不少铁杆汉奸。他像一枚楔子，在最危险的地方为抗战出力。 1949年，他担任华中第一兵团副总司令，但他拒绝为蒋介石殉葬。他与程潜、陈明仁一起，促成了湖南和平解放，成为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 让人意外的是，他放着人人羡慕的解放军兵团副司令员不干，非要辞职去香港经商。有人说他不识大体，可他偏偏要保持那份洒脱和自由。后来陈明仁授衔上将时，还惋惜地说：“唐生明如果留下，这次不是上将也是中将！” 几年后，他携家带口回到北京，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晚年连任多届全国政协常委，安稳度过了余生。 沈醉那句看似玩笑的话，点破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权力斗争和制度混乱中，运气从来不站在“最正直”的那一边，而是站在“最懂得自保”的那一边。 长沙大火，烧出了一个时代的丑陋：一个荒谬的命令，加上一个失控的程序，最终需要三条人命来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