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郑文道求死不成，被日军安置在医院，一名护士每次给他换药，都会多给他一张干净的纱布，郑意识到，他最后的情报有救了。 1942年的上海，沦陷区的天空压得人喘不过气。郑文道是中共地下党上海联络站的骨干，负责传递日军动向的核心情报，却因叛徒出卖被捕。日军的酷刑没能撬开他的嘴，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浑身是伤的他趁着看守不备撞向墙壁，只想以死保守秘密，可最终还是被日军抬进了医院，成了严密监视下的“活囚犯”。 病房里只有一张铁架床，窗户钉着粗铁条，门口两名日军士兵端着枪日夜值守，连他翻身的动作都会引来警惕的呵斥。每次换药的日军军医态度冷漠，动作粗暴，纱布用完就扔，从不多给半片。直到第三次换药，进来的换成了一名年轻护士，穿着洗得发白的护士服，眉眼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 她换药时动作很轻，避开伤口最疼的地方，消毒水擦拭时会下意识地放慢速度。郑文道起初没在意，只当是普通护士的恻隐之心，可当她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手指悄悄一松，一片叠得整齐的干净纱布落在了他的枕边，眼神飞快地与他对视了一秒，便低头匆匆走出病房。 郑文道的心猛地一跳。他躺在病床上，眼角的余光瞥着门口的日军，缓缓将手伸到枕边，攥住那片额外的纱布。纯棉的纹理粗糙却干净，绝不是日军医院里那种反复使用的旧纱布。他忽然想起出发前联络站负责人说过的话：“若遇紧急情况，会有同志以‘多一份物资’为信号接头。” 难道，眼前这位护士，就是自己人？ 接下来的几天，每次换药，这位名叫沈兰的护士都会多留下一片纱布。有时是趁日军转身点烟的间隙，有时是假装整理床铺时悄悄放下，从不多说一个字，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郑文道渐渐确定，这不是偶然，沈兰是来帮他传递情报的。 可情报怎么写？没有笔，没有纸，身边全是日军的监视。他看着自己手臂上未愈合的伤口，突然有了主意。每次换药后，他都会趁着夜深人静，用指甲抠破伤口边缘的结痂，蘸着渗出的鲜血，在纱布上写下密密麻麻的小字——那是日军即将对苏州河沿岸地下党联络点进行大清剿的时间和路线，还有叛徒的具体信息。 写情报的过程比受刑还煎熬。伤口被反复抠破，疼得他浑身冒冷汗，只能咬着枕头强忍，生怕发出一点声音。每写一个字，都要小心翼翼，确保字迹虽小却清晰，写完后再将纱布叠成极小的方块，藏在床板的缝隙里，那是沈兰每次整理床铺时都会留意的地方。 沈兰很快发现了床板下的纱布。那天她换药时，故意将药盘掉在地上，弯腰捡拾的瞬间，手指飞快地伸进缝隙，将纱布藏进袖口，整套动作行云流水，门口的日军丝毫没有察觉。郑文道看着她挺直脊背走出病房的背影，心里既欣慰又担忧，他知道，沈兰带着这份情报离开，每一步都踩着刀尖。 果然，没过两天，病房里的日军看守突然增多，军医换药时眼神凶狠，反复盘问“有没有和其他人接触”。郑文道心里一紧，以为情报暴露了，可他始终咬定“除了换药护士，没见过任何人”。日军搜遍了病房的每个角落，床板、被褥、甚至伤口的纱布都拆开检查，却什么也没找到——沈兰早已将情报转交给了地下党联络站，自己则继续留在医院，装作若无其事。 又过了一周，郑文道从日军的交谈中零星听到“苏州河据点扑空”“叛徒失踪”的消息，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他知道，沈兰成功了，那份用鲜血写就的情报，拯救了整个联络站的同志。可他也清楚，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日军一旦确认情报泄露，绝不会放过他。 沈兰似乎也察觉到了危机。那天换药时，她趁着给郑文道盖被子的瞬间，悄悄塞给他一张折叠的小纸条，上面只有三个字：“今夜走”。郑文道攥着纸条，眼眶发热。他不知道沈兰用了什么办法安排撤离，只知道这意味着她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深夜，医院突然停电，整栋楼陷入一片漆黑。日军的呵斥声、脚步声乱作一团，郑文道按照纸条上的指示，悄悄挪到病房角落，掀开一块松动的地板砖，里面藏着一套护士服和一把小巧的剪刀。他快速换上护士服，用剪刀剪短头发，刚走到门口，就看到沈兰举着蜡烛跑过来，低声说：“跟我走，后门有同志接应。” 两人借着烛光，在走廊里快速穿行，遇到巡逻的日军，沈兰就用日语解释“病人需要转移病房”，从容不迫的态度竟骗过了对方。直到跑出医院后门，坐上一辆等候已久的黄包车，郑文道才敢回头看，沈兰站在门口的阴影里，朝着他的方向轻轻点头，随即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后来，郑文道辗转到了延安，才从联络站同志口中得知，沈兰是一名潜伏在日军医院的地下党，为了接应他，提前策反了一名日军清洁工人，制造了停电事故，自己却因为暴露身份，不得不连夜撤离上海，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2年的那场医院接头，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却藏着地下工作者最纯粹的信仰与默契。郑文道用鲜血传递情报，沈兰用勇气搭建生路，他们素昧平生，却因同一个目标生死与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