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红军名将侯中英，最后的一张影像，他的意志极为坚定，

1932年，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红军名将侯中英，最后的一张影像，他的意志极为坚定，不向敌人透露半点有用的信息，敌人恼羞成怒，将他残忍杀害。 如果你现在去翻阅那一帧拍摄于1932年的老照片，很难不被那个人的眼神给“烫”一下。照片里的人衣襟敞开，瘦骨嶙峋，胸膛上交错的伤疤像干枯的河床。那是红三军团五军一师师长侯中英留在人世间最后的影像。与其说那是死囚的留影，倒不如说是一个胜利者的蔑视——那种要把镜头甚至镜头背后的刽子手生吞活剥的凶狠。 但这股子狠劲儿，真不是天生带来的。他也是肉体凡胎，1900年出生在湘鄂赣边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里。在那片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的土地上，他原本只是一个看着地主鞭子发抖、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种地娃。直到二十岁那年，接触了新思想，看了太多乡亲在水深火热里求告无门，那颗反抗的种子才彻底炸开。为了这点盼头，他扔下锄头冲进农会，从地方游击队的小卒干起，一路把自己锤炼成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虎将。 你要是仔细看那张照片上他身体的细节，就会发现很多伤其实不是最后那几天受的。有些伤疤，是在攻打长沙的城墙下留下的。那时候云梯被炮火炸断了，也没人下令，他把半截断梯往城墙上一架，不管那个大铁钩子是不是划破了大腿，甚至血顺着裤脚管像溪水一样淌，他连哼都不哼一声，只顾着往上蹿，那一刻他在战友眼里就是个“疯子”。 还有些伤，是在反“围剿”的山沟里落下的。粮草断绝的时候，他就带着大家啃树皮、嚼皮带。有一次深夜遭遇肉搏战，大刀砍卷了刃，他直接用拳头砸、用牙齿咬，那场仗打完，手指甲硬生生被掀掉了三个，可第二天老乡看到他时，他正用刺刀挑脚底板跑烂的血泡，还咧着嘴笑，说这下跑得更快了。 这种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硬骨头，敌人是拿他没办法的。1932年那个惨烈的春天，形势急转直下。赣州战役打得胶着，红军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为了给大部队争取哪怕是一丁点儿撤退的空隙，侯中英把生的路让给了别人。最后时刻，他被敌人包围，枪膛里的子弹打光了，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怕落入敌手，他就在枪林弹雨里把纸塞进嘴里，嚼成纸浆生咽了下去。等到胸口中弹倒在樟树下时，他全身上下除了那口气，什么有用的都没给敌人剩下。 抓到这么一个红军高级将领，敌人觉得自己捞到了宝。审讯室里，一开始还是摆着“礼贤下士”的谱，美酒佳肴满桌，高官厚禄许诺，想用荣华富贵买他嘴里红军的去向。但这笔买卖在侯中英这里注定是亏本的。面对那些虚伪的笑脸，他只有怒斥和不屑。这一招行不通，敌人就露出了獠牙，审讯室变成了屠宰场。 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那具身躯承受了什么。皮鞭蘸着凉水抽，那是家常便饭；老虎凳、红烙铁乃至灌辣椒水，能用的刑具都用遍了。最残忍的是，那些丧心病狂的刽子手甚至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把他整个人吊在房梁上。肋骨被打断了，昏死过去就被冷水泼醒。可每一次醒来，面对审讯者的咆哮，那个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汉子只有两个字的回应：“不知”。在这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子弟心里，账算得很清楚：身子烂了是自己的，但只要守口如瓶，红军的根就在。 1932年3月26日，敌人彻底绝望了。他们明白，从这个钢铁做的人身上榨不出半点油水，便决定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刑，妄图用恐惧震慑百姓。那天太阳毒得很，侯中英被拖到了稻田边。他不像一般的死囚那样萎靡，尽管身上没一块好肉，走起路来还要拖着满身的血污，但他把那被打断的脊梁硬是挺了起来。 在这个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没有哭喊求饶。在那滚烫的泥水地里，面对即将落下的屠刀，他积攒起最后一口气，把一口带血的唾沫狠狠吐在刽子手脸上。在那一刻，他或许想到了自己这辈子虽然短，但打过土豪、分过田地，为受苦人出过头，这辈子值了。随着一声“我这辈子够本了”的怒吼，那个仅仅32岁的年轻生命，连同他满腔的热血，一起融进了脚下这片他用生命守护的土地。 当地的村民没敢大张旗鼓，只能偷偷把这位“侯师长”埋在满是稻茬的田里。没有墓碑，就在坟头压了一块刻着字的青砖，上头写着“硬骨头”三个字。后来村里的老人总跟后生们讲，那块砖头缝里长出来的稻子，总是比别处的密，风一吹沙沙作响，像是有人还在那里练兵。 将近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回头看侯中英最后那张照片，依然会被那种纯粹的意志力所震撼。那个年代的先烈们，可能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傍身，他们的逻辑简单而粗暴——为了让后人能挺直腰杆，为了不用再给地主交租，为了这片土地能长出属于自己的粮食，他们甘愿把命当作那一块块铺路的青砖。这不仅仅是牺牲，这是对光明未来的“预付”。当我们站在霓虹闪烁的今天，真的应该在心里给那位衣衫褴褛的前辈敬个礼，因为是他那句“够本”，换来了我们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