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季羡林的文字平和冲淡，但你去翻他写民国大师的那些段落，还是能品出一股子酣畅淋漓的劲儿，那是亲历者才有的底气，也是读书人对同道中人最纯粹的褒贬。 在季羡林的精神世界里，陈寅恪是当之无愧的“顶流”，没有之一。 他不止一次在文章里坦言：“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这话可不是随便捧人，季羡林跟着陈寅恪治过佛典、研过西域史，他太懂这位先生的厉害。陈寅恪的考证功夫，在季羡林笔下是“如剥芭蕉，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看似曲径通幽，实则步步踩在实据上，最后总能柳暗花明。 更让季羡林奉为圭臬的，是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信条，他说陈先生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那份热忱能暖透人心。季羡林甚至说，对陈寅恪的回忆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地神圣的”，以至于自己迟迟不敢下笔，生怕玷污了这份神圣，这份崇敬，绝对是真诚的。 而在季羡林的记忆里，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则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模样。 他直言胡适是“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好人”，但也毫不避讳地称其为“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 这话听着矛盾，实则精准。 季羡林忘不了1946年自己从德国归来，是胡适二话不说聘他为北大教授，这份知遇之恩，他记了一辈子。 在他的笔下，胡适没有半点校长的架子，对谁都和蔼可亲，那份亲和力，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格外难得。 但作为学者，季羡林也看透了胡适的“书呆子”气，却又真心认可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说这八个字影响了一代学人。 多年后，季羡林站在胡适墓前，还能清晰想起先生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这份怀念，很让人感慨。 除开学界泰斗，季羡林也评价文坛妙人，比如沈从文。 他说在并世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不多，除了鲁迅先生，就是沈从文。 季羡林说，沈从文的文字辨识度极高，读上几行就能认出来，毫不含糊。 更难得的是，季羡林看到了沈从文的贡献：湘西那片神秘土地，那些怪异的风土人情，是通过沈先生的笔才大白于天下。 他打趣说，湘西要是没有沈从文和黄永玉，恐怕至今还是个鲜为人知的秘境。而初见沈从文时的场景，季羡林也记得真切，彼时沈从文已是文坛名家，却“丝毫没有半点架子，待人友善、淳朴，像个乡下人”，对青年晚辈平等真诚，这份质朴，让季羡林记了一辈子。 还有梁实秋，季羡林说初次见面就被他的人品和谈吐倾倒，没什么繁琐礼仪，两人就成了朋友。 他极爱梁实秋的文字，甚至为其辩解，说“鲁迅说的未必全对”，这份直言不讳，没有半点文人相轻的酸腐气。 季羡林最感念的，是梁实秋对晚辈的态度，毫无架子，平等相待，那份真诚和蔼，比任何华丽辞藻都动人。 聊到学界的“霸气”人物，季羡林首推傅斯年。 他说傅斯年是“一个最有霸气、最有担当的人”，对北大的重建功不可没。在傅斯年任代理校长期间，他网罗天下英才，为北大奠定了此后几十年的学术根基。 季羡林还记得傅斯年说话声音洪亮，震彻屋宇，做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那份魄力，在乱世之中格外耀眼。 在美学领域，朱光潜是季羡林心中“实现了生命价值”的人。 他记得在清华听朱光潜讲课的日子，先生慢条斯理，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美学的熏陶。 季羡林说朱光潜是纯粹的学者，不慕名利，不追权力，一生默默耕耘，把心血都献给了美学研究和教育事业，这份纯粹，是乱世学人的风骨。 而在语言学界，王力先生的“中西融会，龙虫并雕”是季羡林最认可的学术风范。 他说王力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大师的衣钵，另一方面又精通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弥补了传统语言学的不足。王力把书斋命名为“龙虫并雕斋”，既做大学问，也写小文章，这份治学态度，让季羡林赞不绝口。 当然，季羡林的评价里，也有带着敬意的“顶礼膜拜”，比如对梁漱溟和马寅初。 他直言“我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称梁漱溟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典范，说他敢于直言，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而对马寅初，季羡林更是不吝赞美，称他是“大丈夫，刚正不阿，敢作敢当”，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他说马寅初言人之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为了真理不惜牺牲一切，这份精神，值得后世永远弘扬。 除了这些大师，还有汤用彤的严谨、吴宓的理想主义、老舍的京腔韵味、赵元任的博学有趣，这些细碎的记忆，在季羡林的笔下都是鲜活的。 他的评价不是简单的“好”与“坏”，而是带着亲历者的温度，既看学问高低，更看人格底色。他不追捧名人，不回避争议，只说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真相。 民国史，看多了，讲多了，有糟心之感，唯有民国大师这一部分，能让人清心静气，所以隔一段时间还是要看一看，聊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