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金门炮战中，郝柏村作为第九师师长戍守小金门，在炮火中接到蒋介石“金门要守住”的命令，凭一己之力稳住阵地，也因此走进蒋家核心圈。 1965年，他出任“总统府”侍卫长，整整六年贴身跟随蒋介石，是老蒋晚年最信任的近臣之一；而到了蒋经国时代，两人关系更是亲如兄弟，“经常促膝长谈，可以无话不说”，1981年蒋经国力排众议，将62岁的郝柏村提拔为“国防部”参谋总长，让他成为军中头号人物。 郝柏村晚年，谈两蒋父子谈了很多，以他的特殊身份，他对两蒋父子的评价，还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在郝柏村的记忆里，蒋介石是个“威严到让人不敢亲近”的领袖。 作为侍卫长，他与老蒋朝夕相处五年，却“从来没有过闲话家常的机会”，两人的交流永远是“蒋下指示、我接命令”的模式。 郝柏村在专访中直言，他从未与蒋介石握过手，甚至没见过其他将领与老蒋握手，“他只有接待外宾时才会主动伸手，国内部下见他都只能鞠躬侍立”。 这种威严背后，是蒋介石极致的自律与坚韧，郝柏村在解读蒋公日记时提到，老蒋生活极其规律，每天六点准时起床做操，对干部的训练与考核亲力亲为，“这份意志让他没像汪精卫那样投降，避免中国沦为战败国”。 但作为贴身侍卫长，郝柏村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蒋介石的致命短板，尤其是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误。他在《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中痛心疾首地写道：“这是蒋公一生最大的战略错误，他太相信美国人，太低估俄国人”，而这个错误，正是接受《雅尔塔协定》。 谈及这段历史，郝柏村晚年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言语间满是惋惜。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将外蒙古独立、东北铁路与港口特权等中国核心利益作为筹码，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 直到当年6月，蒋介石才从美国大使赫尔利口中得知协定内容，老蒋在日记中写下“国耻”二字，却最终还是让王世杰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郝柏村分析，蒋介石的妥协源于三重考量：想遏制苏联支持中共、依赖美国援助、对收回权益抱有侥幸心理，但“他忘了，大国博弈中，松手让出去的筹码就再也拿不回来了”。 这份协定让中国失去了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更让苏联在东北获得合法驻军权，苏军将缴获的3700门火炮、600辆坦克等大批关东军武器移交给中共，直接改变了内战局势。 郝柏村在2013年凤凰卫视专访中直言：“国民党丢掉大陆，主要还是蒋介石的战略错误，这个错误，蒋公要负责”，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雅尔塔协定的签署。 除了战略失误，郝柏村也批评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中的失策，认为他“未经谈判代表取得共识即电邀毛泽东到渝，似为失策”，毕竟当时谈判实际由周恩来主导，国民党代表毫无准备。 但他也为老蒋正名，驳斥外界“贪污腐败”的指责：“你看‘老总统’在溪口的房子，他来台后也没买房子，蒋经国也没有自己的财产”，强调每个执政久的政权可能有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蒋氏父子的清廉。 和蒋介石的高高在上截然不同，蒋经国在郝柏村眼里完全是另一种风格——随和、亲民，甚至带着几分“草根气息”。 郝柏村回忆，蒋经国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喜欢与人握手，“无论长官部下，见面都先伸手”，这和蒋介石只与外宾握手的习惯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为被蒋经国一手提拔的重臣，两人的关系早已超越上下级，“我们经常促膝长谈，无话不说”，有时候甚至会整夜交流治国理念。 在郝柏村的记述中，蒋经国的清廉是出了名的“六亲不认”，他要求部属生活俭朴，甚至把台北市区高级军官与富商专用的高尔夫球场改为青年公园，让普通民众共享。 更难得的是，“他无企业界私交，却结识不少穷苦农民与小贩”，真正践行了“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的誓言。 郝柏村在接受环球人物专访时，特意提到蒋经国的务实精神：“他继承了‘老总统’实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意志，但在治理方式上更灵活”，这种务实让蒋经国在台湾获得了广泛支持。 但让郝柏村终生遗憾的，是蒋经国的猝然离世。 他在2013年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中向吴小莉透露，蒋经国晚年已经亲口告诉他，准备指定孙运璿为下一任“总统”，可惜这个安排还没落实就与世长辞。 郝柏村感慨道：“如果经国先生能多活半年，台湾情况都会不一样”，言语间满是对历史的惋惜。 在权力传承上，郝柏村也见证了蒋经国的步步为营，早在五六十年代，蒋经国就已执掌党权、控制情治单位，逐渐参与军事与行政权力，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人，甚至郝柏村出任侍卫长，都是蒋介石和蒋经国共同决定的。 而蒋经国对郝柏村的信任，更是毫无保留，1981年提拔他为参谋总长时，面对各方质疑，蒋经国力排众议，直言“郝同志做事诚实，能解决问题”。 郝柏村晚年常说自己是“双一老兵”——一无所长，一事无成，但他对蒋氏父子历史决策的一系列反思还是很有借鉴价值的。 晚年他反复强调： “大国博弈，寸土必争。” “外交的底气全靠拳头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