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叔才五十来岁，在村里担任村书记十多年，距离退休时间还长，但前段时间已经递交辞职申请书。 事情起因还是一件小事，村里有户村民烧秸秆，恰好被乡上领导逮个正着，第二天，堂叔就在乡政府的大礼堂上做了检讨。 堂叔在村里当了十三年书记，五十出头，头发白了大半，却总说“还能干到六十”——办公桌第三个抽屉里，那只掉了漆的搪瓷杯，每天清晨都泡着浓茶，茶叶沉在杯底，像他没说出口的话。 上个月初三傍晚，西头老王家的地里冒起黑烟，是烧秸秆的火——他前天才在大喇叭里喊过“禁烧令”，骑着电动车赶过去时，乡环保办的车已经停在地头了。 他拽着老王往田埂上走，裤脚沾了泥，嘴里念叨“你这脾气咋不改改”，老王梗着脖子回“地里灰多，不烧咋种地”；那天晚上，他在村委会办公室坐到十一点，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小山。 第二天上午，乡政府大礼堂的吊扇转得嗡嗡响，他站在台上念检讨，声音比平时低八度，台下两百多双眼睛盯着他——念到“监管不力”四个字时，他看见自己映在幕布上的影子，像根被风吹弯的玉米秆。 村里人都说他“玻璃心”，不就是个检讨？可谁知道，这十三年里，他为了修水渠跑断过腿，为了调解宅基地纠纷熬过多少夜；上面的政策一条接一条，下面的乡亲各有各的难处，他夹在中间，像块被磨薄的砧板。 那页检讨纸被他攥出了褶皱——不是因为怕丢人，是突然觉得累了：五十岁的人，既要盯着天气预报防台风，又要挨家挨户催医保，现在连村民烧把秸秆，他都得站在台上认错；这根弦绷了十三年，终于在“监管不力”四个字上，断了。 辞职申请交上去那天，他把搪瓷杯洗得干干净净，放回抽屉——村里的大喇叭换了新人喊，可路过村委会的老人总往门口瞅；或许，基层干部的体面，从来不在台上台下的检讨里，而在那些没被看见的日夜里？ 今早路过他家，看见那只搪瓷杯摆在院中的石桌上，里面没泡茶，盛着半杯雨水——风吹过，水面晃了晃，像他没说出口的那句“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