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没受过这种气”，真的很窝囊。面对中国重拳出击，对美国20家军工企业及10名高管实施刚性制裁，美国副总统万斯面对记者的提问，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感到是奇耻大辱。 根据中国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此次制裁基于《反外国制裁法》等国内法律，措施包括冻结这些企业及个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任何交易、合作。 与以往将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限制其参与新项目等“未来时”措施不同，“冻结资产”是“现在完成时”的惩罚，直接查封既得利益。 制裁名单上的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波音防务等，都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核心成员，长期深度参与对台军售。 波音虽以民机为主，但其防务部门与中国供应链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关键的是，这些巨头及其高管在华可能拥有的金融资产、股权投资、知识产权收益等，都因“冻结”令而瞬间凝固，无法处置和汇出。 这种制裁的“刚性”在于，它让挑衅行为产生了即时、可量化且由挑衅方自身承担的财务成本。它传递的信号是：每一次对台军售，不仅是一笔来自台湾的订单，更可能是一笔在华资产的损失。 这将迫使这些企业在游说政府对台军售时，不得不进行痛苦的“成本-收益”计算：从台湾赚取的军火利润，是否足以覆盖在华业务和资产的潜在损失？这种直接作用于企业“钱袋子”的精准打击，比任何外交抗议都更具刺痛感。 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超强实力，将“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用得出神入化，从封锁古巴到制裁伊朗，从打击法国阿尔斯通到围堵中国华为，华盛顿习惯了作为唯一的“制裁者”，对手则多是缺乏对等反制能力的“承受方”。 这种不对称的博弈，让美国决策层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制裁是成本低廉、收益显著的单向武器。 中国的此次反击，彻底打破了这种惯性。首先，它是对等甚至升级的反制。你不是制裁我的企业吗？我也能精准制裁你的核心企业，而且力度更大（冻结资产）。 其次，它拥有坚实的法律和实力基础。《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为反击提供了清晰的国内法依据；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制造业国家和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赋予了这些法律“牙齿”，使之能够真正执行并产生伤害。 这使得中国的制裁不再是“象征性的外交姿态”，而是具有真实破坏力的经济武器。 美国的“窝囊”正源于此：它最擅长的游戏，突然出现了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不仅熟悉规则，还能用同样的方式“加倍奉还”。 这动摇了其霸权工具箱的心理和物质基础。更让美国政治精英难以接受的是，他们第一次在“制裁游戏”中体验到了“受害者”的屈辱感，这种角色转换带来的心理冲击，或许比经济损失更为强烈。 万斯的哀叹，本质上是对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工具箱部分失灵这一冷酷现实的情绪化宣泄。 消息公布后，相关企业股价应声下跌。投资者开始担心，中国市场的大门是否从此对这些巨头关闭？在全球航空业和防务市场，失去中国这个巨大且增长的市场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是当前资产的损失，更是对未来增长预期的沉重打击。 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军工复合体拥有强大的游说能力。此次制裁将迫使这些企业重新评估“对台军售”这笔政治生意的真实成本。 过去，他们可以一边数着台湾的钞票，一边享受着中国大陆市场的商业机会。现在，这条路可能行不通了。 1993年“银河号”事件，中国货轮在公海被美国无端拦截登检，中方除了抗议缺乏有效反制手段。那是力量严重不对称时代的屈辱记忆。 此后，从1996年台海危机时美国航母的威慑，到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再到近年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疯狂打压，美国长期习惯于以优势地位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中国则处于应对和防御态势。 此次刚性制裁标志着，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首次在“制裁与反制裁”这个特定领域，展现了与美国进行“对等博弈”甚至“非对称反击”的成熟能力。 这不仅是工具的升级，更是战略心态和博弈姿态的根本性转变：中国不再仅仅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和压力的承受者，而是成为重要规则的运用者和博弈的主动塑造者。 万斯的“窝囊”，恰是感知到这种历史性角色转换后的本能反应。 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句“60年没受过这种气”的窝囊慨叹，无意中成为这个历史转折时刻的生动注脚。 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那个美国可以单方面、无代价地对别国挥舞制裁大棒，而对方只能忍气吞声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 中国的刚性制裁，是一次成功的战略反击，它用行动证明：在面对核心利益挑战时，中国不仅有坚定的意志，更有日益丰富的工具箱和强大的执行力来捍卫自身利益。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企图阻挡这一趋势的势力，终将在时代的回响中，体会到更深切的“不适应”与“不得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