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有位公社书记和某大队支书在支书家喝酒。喝到半醉时，大队支书借故离开了家

七十年代，有位公社书记和某大队支书在支书家喝酒。喝到半醉时，大队支书借故离开了家里，只有支书的妻子仍然和公社书记在继续喝酒聊天…… 屋里那盏煤油灯的火苗忽闪忽闪的，墙上人影也跟着晃。老李媳妇起身去添灯油，转身时不小心碰倒了桌边的空酒瓶，咕噜噜滚到墙角才停。书记哈哈一笑，说没事没事，就是这酒劲儿，上头。窗户外头黑漆漆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远远的。 老李媳妇坐回来，手指头无意识地搓着桌沿上一道旧裂缝。书记又说起公社要办个扫盲夜校，缺个能管又能教的。“妇女主任也成啊，”他像是随口一提，“就是得认字，能服众。”老李媳妇手停了停，没抬头，只轻声说：“俺认得几个字，也是老李以前晚上教的。”说完又觉得这话不太对，赶紧补了句，“就是笨，学得慢。” 书记没接这话茬，端起碗把最后一口酒喝了，喉结动得有点慢。他盯着碗底看了一会儿，突然说：“老李这人，实在。就是太实在了，容易吃亏。”老李媳妇心里咯噔一下，脸上还笑着：“书记说的是，他就是个死心眼。” 后来两人都没怎么说话。书记趴在桌上像是睡着了，呼吸声沉沉的。老李媳妇从炕头拿了件旧棉袄，轻轻给他搭上。她没回炕上，就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灶火边，看着余烬里那点暗红色，一会儿明一会儿灭的。她想起头年冬天，老李为了一户孤寡老人的救济粮，在公社门口蹲了大半天，回来冻得直哆嗦，一句抱怨也没有。 天蒙蒙亮时，书记醒了，揉着眼睛坐起来，看见身上的棉袄，愣了一下。老李媳妇已经烧好了热水，递过去一碗。“烫，慢点喝。”她说。书记接过碗，吹了吹，热气糊了他一脸。他喝了几口，放下碗，从兜里掏出个小本子，撕下一页，拿铅笔写了几个字，压在碗底下。“走了，”他说，“跟老李说，牛的事我记着了。” 老李是踩着晨露回来的，裤脚都湿了。进门先看媳妇，媳妇正在灶前搅粥，神色平常。他又瞥见桌上那张纸条，拿起来看，上面就一行字：“夜校的事，让你家的一起来商量。”老李捏着纸条站了好一会儿，粥锅噗噗地响，他才回过神，把纸条折好塞进里衣口袋，贴着心口的位置。 那天之后，老李媳妇就去夜校帮忙了，先是打杂，后来也教妇女们认字。再后来，公社真设妇女主任，她就被推荐上去了。有人说老李那晚是故意躲出去，给媳妇腾地方；也有人说书记就是看中她能干，没别的。老李听见这些闲话，从不辩解，只是蹲在田埂上抽旱烟，抽完一锅，把烟灰磕在土里，说：“今年这土墒情不错。” 很多年过去了，村里人茶余饭后还常提起那个晚上。有人说老李精明，有人说他媳妇有本事，也有人说书记就是喝多了随便写的条子。可谁也没法解释，为什么一张纸条、一碗热水、一件旧棉袄，就能让一个农家妇女走出灶台，还能让一个老支书在村里说话，一直那么有分量。这世上的有些事啊，就像老房子墙根下的青苔，你看不清它是怎么长出来的，可它就是在那儿，绿幽幽的，经年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