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一男子在女友家，双方发生关系后，突发不适，意识不清。女友叫来4个朋友，并在朋友的提醒下，拨打了120急救，之后又取消，5人将男子送回家中离开。4天后，男子家人发现其死亡，男子火化后，家人调取了小区监控，发现男子女友等5人，曾将他送回家后匆匆离开。男子女子将5人告上法庭，索赔损失31万余元。法院这样判了。 杨某的老伴已去世多年，4个子女不在身边，他一直是一个人居住。 后来杨某觉得一个人很孤单，就想找个伴儿，到时候身边有个说话聊天的。 之后他认识了李某，两人脾气相投，他们以男女朋友相处，但没有登记结婚。 2023年5月7日上午，杨某去李某家中，两人忍不住发生了关系。 谁知办刚完事，杨某就感到身体不适，李某吓坏了，问他怎么回事，严不严重？ 杨某没来得及回答就失去了意识，连话也说不清了，李某顿时慌了神，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好给自己的朋友打了电话，宋某等4人来到李某家里后，发现杨某不对劲。 宋某提醒李某打120，别真发生危险，李某这才拨打了急救电话。 可他刚联系好急救人员，杨某就醒了，李某又联系急救人员，称病人不需要急救了。 随后，李某又和宋某、张某等人，（张某开车，一直没有下车），将杨某送回了他自己的家。 在杨某意识不清的情况，5人将他扔下匆匆离去，甚至没有通知他的子女。 杨某的家人一直联系不上他，4天后，上门查看才发现他已经死亡。 杨某因为是一个人住，家人以为他是突发疾病去世，悲痛之余并未多想，正常给办理了火化。 事后，杨某的子女调取了小区监控，这才发现，事发当天李某等5人将杨某送回家后离开的情形。 杨某的4个子女不知发生了什么，立即报了警。 警方查看监控后，找到李某、宋某等人询问，并将案件移交检方。 2024年4月16日，当地检方以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李某等人的不作为，与杨某的死亡有因果关系，不符合起诉条件。 杨某的4个子女无法释怀，觉得不能让父亲死的不明不白，于是将李某和她的4个朋友起诉到法院。 要求李某、宋某等人共同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丧葬金、精神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31万元。 同时要求，判令李某等5人赔礼道歉。 李某辩称，对杨某的突然不幸去世，感到万分羞愧，也万分抱歉。 可自己只是杨某的女友，在他突发意识不清时，当时完全吓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在朋友的提醒下，拨打了急救电话，但杨某又清醒了，所以才取消了急救，请朋友帮忙将他送回了家。 杨某的去世，属于意外事件，自己不应当赔偿。 李某的4个朋友称，他们只是李某的朋友，是被叫来帮忙的。 因此，他们并无义务对杨某救护，所以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而这种情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属于先行行为引起的救助义务。 也就是说，杨某和李某发生关系后，出现身体不适等危险状态。 而李某作为直接关联人，应对杨某的人身安全，负有注意和救助的义务。 李某在男友发生身体不适时，本应及时拨打急救电话，而李某非但没在第一时间及时救助。 反而在联系了急救人员后，又取消了救助行为，因此李某违背了这一义务， 而李某的4个朋友，在发现杨某处于危急状态时，应及时劝阻李某对病人进行救治。 但4人反而协助李某将杨某送回家。 他们的行为，相当于默认李某的不作为。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明知杨某有生命危险，但未及时采取正确的救助措施。 反而找宋某、李某丙、樊某、张某等，帮忙将杨某送回家，其行为违背公序良俗。 但本案中杨某的子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父亲的死亡与5名被告有因果关系。 因此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李某等人赔偿各项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 但李某等人的行为，给杨某子女造成了精神损害，应给杨某女赔礼道歉，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失费。 《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李某与杨某发生关系后，杨某突发不适，李某作为直接关联人，因先行行为负有救助义务。 但其拨打120后又取消，且未通知杨某家人，属于未履行合理救助义务，存在过错。 《民法典》第8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李某及4名朋友在杨某意识不清时，未确保其得到有效救治，便将其独自留在家中。 既不符合道德常理，也违背了社会公共秩序所倡导的互助义务。 法律既要求行为人对自身过错导致的损害负责，也通过公序良俗约束行为符合社会道德。 本案中，虽无直接证据证明，死亡与被告行为有因果关系。 但李某等5人，未履行合理救助义务、违背道德的行为，所以，5人仍需承担精神赔偿，和赔礼道歉的责任。 最终，法院综合考虑5人的过错程度，判决李某赔偿杨某子女精神损害费4万元，其他4人各赔偿2500元。 判决，李某等5人向4名原告赔礼道歉。 对此你怎么看？ 关注@赵哥的法律观，明辨是非不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