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冬天，35岁的张爱玲与64岁的胡适相约在纽约街头，本想寻求胡适接济的张爱玲，发现两个人同样落魄。胡适一家挤在简陋狭小的公寓里，张爱玲也只能申请住到“救世军”的难民营。 1955年的纽约，风很冷，雪落得细而密。张爱玲缩着身子走在街头，怀里揣着《秧歌》和一封来迟的回信，正循着地址去敲胡适家的门。 6年前，胡适已经搭上“克利夫兰总统号”离开北大讲坛，远走美国。他以为自己终于靠近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国，却没料到在布鲁克林等着他的，是一间墙皮斑驳的旧公寓和朝不保夕的日子。 白天，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小心翼翼地在书架间穿梭。以他的学问，本应站在讲台，但在种族歧视的阴影下，他只能在这类辅助岗位谋生，随时可能被一位“更合适”的白人顶替。 晚上回到家，狭小昏暗的客厅里，江冬秀因为不会英语找不到工作，只能默默陪坐。两人对视良久，无话可说。那时候，常有学生登门探望，他拿不出像样招待，只能端出一盆鸡蛋，硬说是“新鲜鸡蛋”，等客人转身落泪，他却仍努力维持一点做老师的体面。 另一边，张爱玲在香港同样过得艰难。她从小读《胡适文存》，少女时见过这位母亲的牌友，对他的书卷气和学问心生敬仰。后来，她在香港写成《秧歌》，引来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好几篇评论，这才鼓足勇气寄一本给远在纽约的胡适。 1955年那封回信，成了她漂洋过海的理由。胡适称《秧歌》“很有文学价值”，还亲自把批注满满的手稿还给她。事实上，这份心意早在更早就埋下种子:当年她的祖父资助过胡适的父亲入仕，如今胡适记着这份旧情，尽力替晚辈张罗，帮她申请基金会资助，回敬一份“知恩必报”。 终于站在胡适家门口那天，她推门而入，一眼就看见逼仄的空间和斑驳的墙壁。眼前的胡适，已经不再是记忆里那位意气风发的北大教授，而是一个清瘦疲惫的老人。 他们还是聊起了书和理想。胡适认真地夸她，《秧歌》写得好，有力度、有眼光，但也坦白自己如今囊中羞涩，帮不上太多忙。张爱玲听在耳里，心里早已明白，靠他不可能再打开什么新世界的大门。 入境手续办完不久，她就被安排到难民营。环境恶劣，她却只能硬着头皮住下。胡适特地去探望，两人站在冷风里对视，谁也说不出“你过得怎样”之类的客套话。后来她写下那句“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说的就是那样的瞬间。 感恩节前，胡适邀请她来家里吃饭，还特意提起这里的规矩，节日理当吃火鸡。她一开始答应得爽快，却因和友人先行聚餐又在回程中突发不适，只能临时推辞。她不知道的是，以胡适当时的境况，要准备一顿像样的感恩节大餐，几乎等于把家里的口粮砸进锅里。 他们这一辈人，都是骄傲的。胡适不肯在美国人面前示弱，也不肯在后辈面前摊开自己的窘迫；张爱玲曾用稿费通通买口红，现在却学着在跳蚤市场淘旧物也能自嘲一笑。他们都爱面子，又都被现实反复碾压。 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前去吊唁的人才发现，他的家简单到出乎意料，这位曾被无数学子奉为精神领袖的人，以几乎一无所有的姿态离开人世。远在海外的张爱玲，只能提笔写文纪念，把少女时代的偶像小心安放在纸上。 回望这一段交集，外人看到的是两位大作家在纽约的偶然相遇，其实那更像是两个被时代卷走的人，在异乡短暂地紧挨取暖一下，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冷房间。 他们从辉煌走向冷清，从万人仰望走到无人问津，却始终把书和笔攥在手里。哪怕生活只剩下鸡蛋、旧衣、难民营和破公寓，他们仍用文字撑起最后一点尊严。 等风雪停了，后人再回头看，看到的不只是他们的落魄，更是那股在大时代之下不肯彻底弯腰的倔强。胡适的西装，张爱玲的旗袍，终究没能挡住生活的寒意，却让人记住了他们在风里站直过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