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朱老总主动请罪：功高盖主却自请处罚，这格局无人能及！ 1965年的一天，朱老总敲开菊香书院的房门，向毛主席报告说：“主席，我犯了错误，请求处罚”。 朱德一辈子把自己压在毛主席和党纪下面，功劳往集体里推，方向一偏就抢着纠正，比嘴上求罚要实在。 二十年代，他在滇军里已经有名，跑到上海拜见孙中山。那时的他已是滇军少将旅长，手握兵权声名远扬，却在看清旧军队的腐朽后毅然转身。 早在1913年驻滇南剿匪时，他就摒弃死板战术，摸索出“秘密、迅速，化整为零”的26字战法，两年歼敌千余人，彻底肃清当地匪患，这份军事智慧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游击战的雏形。 可即便战功赫赫，他始终没把功绩揽在个人名下，后来跟美国作家回忆这段经历，也只说这是从实战中得来的经验。 1965年那次自请处罚，并非空穴来风。当时他看到社会上出现“停产闹革命”的苗头，农田荒芜、工厂停工，心急如焚的他在会议上直言不讳，既同意反对“顶峰论”的提法，又批评这种脱离生产的乱象。 事后他反复琢磨，觉得自己说话或许不够委婉，可能影响了团结，便主动找上门向毛主席请罪。这种对自己的严苛，早已刻进他的骨子里。 红军时期反“围剿”，他和毛主席在沙滩铺地图、油灯下议事，蚊子叮咬就用烟熏，下雨淋湿衣服就贴身穿着，战士们吃糙米野菜，他从不多沾半点特殊。有匹黑骡子却总让给伤员和体力不支的同志，自己常年打草鞋行军，连袜子都难得穿。 他对家人的要求更是严格到近乎“苛刻”。1965年4月，儿子朱琦寄来蹲点调查材料，他在回信中肯定经验的同时，毫不留情批评儿子过去“想向上爬”的错误思想，叮嘱他要“同群众看齐，同吃同卧同劳动”。 在孙辈面前，他坚决不许叫“老爷”，说那是地主老财的称呼，要求孩子们都叫“爷爷”，还反复强调新中国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后辈要继承为人民服务的传统。这种以身作则的家风，正是他对党和人民忠诚的最好写照。 很多人不解，一位开国元勋、三军总司令，为何要如此“自谦”甚至“自罪”？其实答案很简单，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二字，把个人得失看得比鸿毛还轻。 井冈山会师后，“朱毛红军”威名远扬，他却始终坚持在党和集体的框架内行事，党小组会上只许叫“朱同志”，不许称职务。即便到了晚年，面对不实指责，他依然坚守原则，实事求是为同志仗义执言。 真正的格局，从不是居功自傲、恃权跋扈，而是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重。朱老总用一生践行了“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句话，他的主动请罪不是软弱，而是对党纪的敬畏；他的谦逊低调不是虚伪，而是对人民的赤诚。 这种把自己放在低处、把责任扛在肩上的品格，正是如今我们最该传承的精神财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