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不如美国,机床不如日本,汽车不如德国,电视不如韩国,飞机不如法国,奢侈品不如意大利,大学不如英国,环境不如瑞士……”这些话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些人看来,我们似乎总是落后,一直在追赶那些发达国家。 这种对比,像一份冗长的“欠发达清单”,每隔几年就随着舆论热点更新换代。它听起来如此具体,又如此令人沮丧——仿佛我们永远在跑一场没有终点的追赶赛,每个领域前面都有一个无法超越的背影。 但,事情真的只是这样吗?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这些孤立的“点”上移开,去审视整个历史的“面”和时间的“线”,或许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首先得承认,这份清单上的单项对比,在特定技术参数或品牌价值上,往往有其客观性。 美国的芯片设计、德国的精密机床、意大利的皮革工艺,那是人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技术沉淀、市场培育和审美驯化的结果。我们起步晚,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和路径依赖里追赶,短期内难以全面超越,这再正常不过。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对比框架”本身:它下意识地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考生”,然后在每一个“单科”上,去对标全世界各个“单科状元”。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含了绝对标准的“考试思维”。 历史上,可曾有一个国家,要求自己必须在所有工业门类和文明指标上,同时做到世界第一?这恐怕连大英帝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或者美国在冷战后期的巅峰时刻,也未曾做到。 那么,这种“处处不如人”的集体焦虑感,究竟从何而来?它的根源,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深。 不妨把时钟拨回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对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失败,更是一次彻底的“认知地震”。原来“天朝上国”在“奇技淫巧”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自此,“落后就要挨打”的恐惧,和“向西方学习”的急切,就深深镌刻进了这个民族的基因里。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德先生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反思的层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但那种在现代化赛道上的“迟到者”心态,却一直如影随形。 可以说,这种“追赶叙事”,本身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我们太习惯于用“有没有追上”、“还差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成败,以至于常常忽略了自身轨迹的独特性。 更有趣的是,这种心态常常伴生着一种“选择性失明”。当人们感慨“芯片不如美国”时,往往不会同时提起“特高压输电技术中国独步全球”;当谈论“机床不如日本”时,也容易忽略“中国高铁网络里程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 这并非要搞“赢麻了”的盲目自满,而是指出一种思维惯性:我们对于“短板”的痛感,远强于对“长板”的体认。 这种心理,像极了班级里那个始终默默努力、却总盯着第一名卷子看的后进尖子生。他肌肉绷紧,目光专注,所有的价值感都系于那份排名表,反而看不清自己身上正在野蛮生长的、独属于自己的力量。 那种力量,往往不在单点技术的炫目突破上,而在于一种庞大规模下的系统整合与迭代能力。 举个例子,汽车。是的,在燃油车时代,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技术壁垒如同天堑,德日积累的优势似乎难以撼动。但当赛道切换到电动车,游戏规则变了。 电池、电机、电控,再加上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中国凭借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最完整的供应链和最“内卷”的企业竞争,在短短十年内实现了弯道超车。 如今,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前十的品牌里,中国占据多席。这不仅仅是某个电池技术或电机技术的胜利,这是一个庞大工业体系在新时代切换赛道时,所爆发出的、令人瞠目的整体势能。 这种“体系优势”,在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超大规模工程上,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为什么中国能建成全球最发达的高铁网?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巨额资本动员能力、复杂土地协调能力、长期战略耐心和工程组织能力的集大成。 这是一种其他多数发达国家,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和决策模式下,难以复制的“国家能力”。 当人们在比较“环境不如瑞士”时,往往对比的是阿尔卑斯山间的空气与某个中国城市的PM2.5指数,却很少将“在十四亿人口规模、保持数十年高速工业化进程的前提下,森林覆盖率持续增长、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这一更具挑战性的命题,纳入考量。 不同的国家,面对的是完全不同量级和性质的课题。 文|也无风雨也无晴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