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教授说:“我研究了50年史记，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杀一人有罪，杀万人为王，

王立群教授说:“我研究了50年史记，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杀一人有罪，杀万人为王，屠十万人为将，灭百万人为帝。”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接着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的笔无意识地敲着笔记本，窗外的蝉鸣一阵阵传进来，混着头顶风扇转动的嗡嗡声。王教授的话像块石头扔进水里，让我心里泛起点别的什么——突然想起我姥爷。 我姥爷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在村里管了一辈子水库。去年夏天我回去看他，午后闷热，我们坐在院里的枣树下乘凉。他摇着蒲扇，忽然说起一件旧事。那是六十年代初，年头不好，家家饿肚子。村里有个叫陈三的懒汉，平时游手好闲，偏偏在那年冬天干了一件事。他半夜摸进生产队的红薯窖，偷了半筐红薯，没自己藏起来，却悄悄塞进了村东头老寡妇家的破窗棂里。老寡妇带着个病孙子，已经两天没冒炊烟了。 这事后来还是漏了风。队长带人查，陈三被揪出来，绑在打谷场上，说要开他的批斗会。那天雪下得很大，密密匝匝的。会还没开，老寡妇拄着拐棍来了，扑通就跪在雪地里，后面跟着她那个瘦得跟豆芽似的孙子。她也不说话，就一个劲儿磕头。围着的人越来越多，却没人出声，只有北风卷着雪片子打在脸上。队长手里的烟抽了半截，狠狠踩灭，挥挥手说：“散了吧，红薯……记我账上。” 陈三后来还是那个懒洋洋的样儿，可村里人看他的眼神有点不一样了。谁家修房缺个帮手，他会晃晃悠悠去递块砖；村小学的墙塌了个角，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些石灰，默默给补上了。我姥爷说，前年陈三走了，得的是肺病。出殡那天，没谁组织，村里能走动的人都来了，队伍拉得老长。老寡妇的孙子，现在是个中学老师了，捧着遗像走在最前头，眼泪淌了一路。 教室里的光线暗了一下，可能是云遮住了太阳。王教授已经讲起了下一个章节，我却有点出神，笔尖在纸上划拉着，不知不觉写下了“半筐红薯”几个字。有时候吧，人这一辈子，不用去管什么王啊将的，能在别人最难的时候，伸手递一把，哪怕就一把，这日子就没白过。窗外的蝉还在叫，一阵急一阵缓的，像在催着什么，又像只是自顾自地唱着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