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球场向外走的时候，偶然听到旁边两个值勤警察的闲聊。“咱们国安打辽宁，我100个放心。在这里，他们赢过几次？”“他们现在也算北京的球队了。”“什么北京的球队？还不都是辽宁人？” 国安的客车从球场里缓缓地驶出来，等候在球场外的北京球迷一阵骚动：“国安的英雄们出来了！”人群沸腾了，人潮跟随着客车奔涌，就像辛辛苦苦之后终于等到了英雄。而各种各样的矿泉水瓶子、果核等垃圾杂物飞快地掷向辽宁队的大客车，把这崭新客车的车身震得山响。我旁边站着的一个男孩恶狠狠地喊：“辽宁队滚回去！”眼神里满是恶毒，还有对失败者的轻蔑。 这样的心情我是真的能够理解的。 房间是这样分配的：教练、国家队队员和已婚的一人一间，其他的两人一间。房间挺大挺宽敞，算是三星标准，有空调。不过电压有问题，空调开不了，电视也经常看不成，上网上着上着就掉线，电话还只能打内线，外面的电话接不进来。他们的手机基本上都是沈阳的号，打到北京就要长途加漫游，贵得要命。“实在不行，跟家里就只能恢复最古老的通讯手段，书信联络了。”曾有球员这样开玩笑说。 我到的时候，辽宁队正在看比赛录像、开会。过了一会，助理教练于明开着车回来了，跟着他来到了房间。 “辽宁队来北京，是谁也没想到的事情。”说起这件事，于明仍有说不尽的感叹：“就是离家太远，家人来一次挺不容易的，有妻子、女朋友来看丈夫、男友的，有孩子来看父亲的，有父母来看孩子的，坐火车坐飞机，挺遭罪。”于明的孩子刚刚15个月，前几天他夫人还带着孩子来看他。后来，我还在训练基地看到了特意从沈阳来北京看孩子生活环境的张永海和王新欣的母亲，虽然她们差点和门卫吵起来，但话语间那种急迫的心情溢于言表。 背井离乡的滋味不是谁都能体会的。每当辽宁队队员面对布满繁星的夜空，找寻着北极星，他们是否还能辨别出家乡的方向？或者坐在屋里品咖啡，来品味那淡淡的乡愁？ 朝来训练基地有十二块场地，很大很漂亮，辽宁队从5月开始要入住的小楼也相当漂亮。3月12日下午，辽宁队进行了首场比赛之后的第一堂训练课。简单的准备活动之后，就是分组的三对三对抗。虽然首场比赛的失利以及李铁的停赛让他们心情颇郁闷，基本上都不说话，但在训练课中他们还是依旧生龙活虎，依旧认真。腿部有伤的徐亮围着球场跑圈，而酷哥张玉宁后面则总是围着少女球迷，要合影要签名。 这里唯一的感觉就是静。想起了以往辽宁队在辽宁省体院训练时，常常有上百名各种身份的球迷围观，男女老少都有，“张玉宁”“李铁”的喊声不断，冷不丁就会冒出一句“我爱你”来，训练时每一次漂亮的射门或者铲断都能激起一片叫好。而在北京，只有十来位球迷围观，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女孩子，文文静静，从来不大呼小叫。环境不一样了。“安静，更适合我们在这儿训练。”主教练王洪礼这样说。 嘲讽。一个30多岁的胖胖女球迷蹲到坐在纸箱子上的王指导跟前：“王指导，我发现一个问题，辽宁队所有穿红衣服的比赛都输了！”面对这个有点迷信的说法，王洪礼似乎也无可奈何。哪知那个女球迷还不甘心：“下场比赛可别穿红衣服了，还得输。”本来心情就极差的王指导听到这话，二话不说立马站起来就走。 我发觉我和辽宁队都身处异常尴尬的境地，眼前晃动的，是一片片的绿。绿色本来是和平的象征，但眼前这一片绿却亮得刺眼，险些让我晕厥。 在我的概念里，从来没意识到北京竟然这么大，直到我来到了辽宁的新家。坐车来到远在北五环之外的来广营，然后再找“朝来足球训练基地”，再往北找几公里才到辽宁队住的“朝来农艺园”，这一去就花去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这一路上向北走，路越来越窄，街边小店林立，路上灰土很多，人也不少，中间有三轮车和破旧的小面包车来来往往，呈现着一种乡镇似的繁荣。进这个农艺园要花10块钱的门票，里面就有辽宁队住的二层小楼。大门上不大齐整地挂着欢迎辽宁队入驻的红色标语。农艺园里面有一趟趟修整得很像样的塑料大棚，里面有很多时鲜的蔬菜。辽宁队这环境也不错，很幽静，还能吃到新鲜蔬菜，我想。 我知道其实他们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平时和记者极配合的小肇面对我的镜头，竟然也说“别拍了”，然后是歉意的笑。被冤枉的李铁更是毫不掩饰心里的难过，在从韩国特意来的记者做他专访的时候，回答也是出于礼貌的套话，而在球迷找他签名的时候他也只是说“谢谢、谢谢”，然后有礼貌地推掉。“我最近心情不太好。”李铁这样说。 看着辽宁队的客车绝尘而去，我又想到了在北京队谢朝阳房间里看的电视节目《没完没了》，韩冬说：“我这病能转成慢性的吗？”这样的话多少吐露了一点无奈。 要想从此过，哼哼——在辽宁球员心中，似乎另一种无奈正生根、滋长、蔓延……北京，你何时能成为“辽小虎”真正的家？——2002年4月《足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