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件本身看，高广辉的猝死并非孤立的意外：他一人承担原六七人的工作量，长期被末位淘汰制和加班时长考核裹挟，甚至需要7×24小时在线响应。猝死前一周，他工作日最早21:38到家，最晚次日0点才归，周末还需处理4项截止任务，5次登录OA系统。更具讽刺性的细节是，他在送医时要求带上电脑，抢救期间被拉入工作群，离世8小时后仍收到工作催办消息，凸显工作对个人时间的彻底殖民。 这起事件折射出三大社会痛点：一是畸形的绩效逻辑，以“低底薪、高绩效”捆绑生存需求，迫使员工用健康换取收入；二是职场“工具化”异化，数字平台让工作无孔不入，员工从“工作者”退化为随时响应的“在线节点”；三是企业责任的缺位，高广辉曾申请增派人手却无果，事发后公司未兑现救助承诺，仅以39万元抚恤金试图了事。 当前，其家属的工伤认定申请已被受理，但程序仍面临核心难题：需证明“猝死与工作存在直接关联”。这不仅是个体维权的困境，更是行业生态的缩影——当“996”“大小周”成为默认规则，当加班时长与职业发展绑定，所有打工人都可能成为潜在受害者。 我们应当反思：当企业以“狼性文化”为名透支员工生命，当社会对“过劳”习以为常，悲剧只会反复上演。唯有明确工时底线、强化企业责任、建立健康的职场评价体系，才能避免更多“高广辉们”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