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被誉为“山西第一美女”的侯冬娥，被日军拖进了炮楼。那一夜，50多个鬼子像野兽一样扑向她。当她九死一生回到村里时，迎接她的不是同情，而是乡亲们的唾沫星子：“看，那个从炮楼里出来的脏婆娘！”然而，她只回了一句话，全村人当场就哑口无言了…… 侯冬娥出生于1921年山西盂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早年生活贫困，父母靠务农维持生计。她15岁时被安排嫁给高庄村的李双喜，婚后生育一子一女。侯冬娥外貌出众，皮肤白皙，五官精致，在当地被誉为美女。她性格勤劳，婚后操持家务，同时参与村中事务。抗日战争时期，她加入妇救会，任主任一职，组织妇女缝制军鞋和筹集粮草，支持抗日部队。侯冬娥的工作涉及协调村中资源，确保物资及时送达前线。她在村里备受尊重，但战争的阴影逐渐逼近。1942年，日军侵占盂县西潘乡进圭村，设立炮楼作为据点。这段时期，侯冬娥的丈夫已参军，她独自照顾年幼子女，继续妇救会活动。 伪村长郭孟娃为救自己12岁女儿，充当日军帮手，协助搜捕村中年轻妇女。1942年8月的一个夜晚，日军在郭孟娃指引下抓捕侯冬娥。她被拖入炮楼，遭受50多名日军士兵的轮番性暴力。事件发生后，她被抬回村中，但身体严重受损。几天后，日军再次将她抓回炮楼，关押三个多月，期间继续遭受十多名士兵的反复侵犯。侯冬娥的身体出现腐烂和感染症状，她的母亲通过变卖家产凑钱，将她赎回。这次经历导致她腹中怀有日军士兵的孩子。母亲使用擀面杖试图打掉胎儿，造成侯冬娥大出血，经村中医师救治才保住性命，但从此落下不孕症。 回家后的侯冬娥发现两个月大的女儿已因无人照顾而饿死。她面对村民的歧视和辱骂，有人称她为“破鞋”或“脏婆娘”，避之不及。在一次井边争执中，侯冬娥对村民说，如果那天不是她被抓，可能就是他们的妻女受害。这句话让现场众人沉默，但村中对她的孤立并未结束。抗战胜利后，丈夫李双喜归来，带回另一名女子，以侯冬娥被日军侵犯为由提出离婚，并带走儿子。侯冬娥随后经历两次婚姻，但均无子女，生活陷入贫困。她在高庄村的破窑洞中度过余生，长期承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1992年，乡村教师张双兵接触侯冬娥，劝说她公开经历。她成为中国大陆首位公开控诉日军性暴行的受害者，在公众场合展示身体伤痕。这次举动带动其他受害妇女，如万爱花和王秀英，陆续站出讲述类似遭遇。侯冬娥与其他幸存者赴日本东京国际妇女法庭作证，要求日本政府承认暴行并赔偿。但日本法院以证据不足和诉讼时效已过为由，多次驳回诉求。侯冬娥参与多次上诉，但均未成功。1994年，她在窑洞中去世，临终前仍表达对日本人未道歉的不满。她的故事通过张双兵的记录得以保存，并被纳入历史研究。 侯冬娥的遭遇反映了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山西实施的性暴力制度。据历史资料，日军在山西盂县等地设立炮楼，对当地妇女进行系统性侵犯。类似受害者众多，山西地区记录在案的受害妇女超过数百人。日军通过伪政权协助抓捕，伪村长如郭孟娃这类人物直接参与，导致更多妇女受害。战争结束后，这些受害者多面临社会歧视，家庭破裂，生活艰难。侯冬娥的公开控诉推动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的关注，相关组织开始收集证据，向国际社会呼吁正义。日本政府对慰安妇制度的否认持续至今，教科书中往往回避或淡化相关内容。 慰安妇制度是日军在二战期间的军事性奴役体系，受害妇女主要来自中国、韩国等地。中国受害者估计达20万人，其中山西是重灾区。侯冬娥的故事被纪录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记录，该片由旅日华人班忠义拍摄，采访了侯冬娥等七位受害者。片中呈现她们的证词和生活现状，推动中日历史对话。2024年，张双兵协助18位受害妇女家属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继续维权行动。这场维权跨越数十年，涉及法律和历史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