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三野副司令粟裕进京公干，偶遇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李部长跑着上前，问：“粟裕同志，你别瞒我了，我儿子是不是牺牲在前线了？”粟副司令听后，给特种兵纵队司令陈锐霆打去电话，批评：“这是你们工作的失误。” 1950年的北京，李克农小跑着冲到粟裕面前，一把抓住他，眼睛里全是血丝，开口第一句话就把粟裕给问蒙了：“粟裕同志，你别瞒我了，我儿子是不是牺牲在前线了？” 粟裕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应是：李老哥这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赶紧稳住心神，问：“老哥，您先别急，您说的是哪个孩子？” 李克农几乎是咬着牙说出了小儿子的名字：李伦。 粟裕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李伦这个名字，他有点印象，好像是在华东野战军，但具体在哪个部队，一时也想不起来。看着李克农那张憔悴又充满期盼的脸，粟裕不敢耽搁，立刻拿起电话，直接打给了华野特种兵纵队的司令员——陈锐霆。 电话一接通，粟裕的语气就严厉起来，劈头盖脸地问：“你们纵队有个叫李伦的兵，你知道吗？” 陈锐霆那边愣了一下，回答说：“报告副司令，知道，是个很出色的炮兵营长，刚在舟山战役立了一等功，我正准备给他报功呢！” 听到这，粟裕和李克农悬着的心，才算落回了肚子里。可粟裕紧接着的，不是表扬，而是严厉的批评：“报功？人都立了一等功了，家里人还以为他牺牲了！ 家属的工作你们是怎么做的？战士在前线流血卖命，你们连让他们家人安个心都做不到吗？这是你们工作的失误！” 这通电话，把陈锐霆也骂懵了。他也是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手下那个不声不响、打仗玩命的李伦，竟然是李克农部长的儿子！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战功赫赫的儿子，为何会跟家里“失联”三年，以至于让父亲产生他已经牺牲的错觉？ 这事儿，还得从李伦这孩子说起。 他1927年出生，可以说是在革命的颠沛流离中长大的。父亲李克农常年潜伏在龙潭虎穴，父子俩聚少离多是常态。在李伦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更像一个符号，一个遥远又神秘的存在。但这种环境，也磨炼出了他超乎年龄的成熟和内敛。他很早就懂得，父亲做的是掉脑袋的大事，自己不能给他添任何麻烦。 所以，当他长大后选择追随父亲的脚步，投身革命时，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绝不靠父亲的光环，也绝不给家里添负担。 1947年，解放战争打得正激烈，李伦从延安炮兵学校毕业，主动申请去了战斗最激烈的前线——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这支部队是华野的“铁拳”，专门啃最硬的骨头。临走前，他对新婚不久的妻子说，自己要去执行秘密任务，也许很长时间不能通信，让她照顾好自己和孩子。 他这么做，一方面是部队有纪律，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私心”。他太了解前线的危险了，炮弹不长眼，今天活蹦乱跳，明天可能就是一抔黄土。他怕家人为他担惊受怕，索性就用沉默，给自己和家人之间拉起一道“防火墙”。 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不说，家人就不会胡思乱想。 就这样，李伦一头扎进了战场。从济南战役的炮火连天，到淮海战役的冰天雪地，再到横渡长江的天堑，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哪里最危险，他就把炮弹往哪里送。他打仗勇猛，身先士卒，从不把自己当干部，和战士们一起挖战壕、扛炮弹，很快就从一个排长成长为战功卓著的营长。 因为他从不提及自己的家庭背景，战友们只知道他叫李伦，是个打仗不要命的好样的，谁也想不到他背后站着那样一位父亲。 而另一边，在北京的李克农，心里的窟窿却越来越大。起初，儿子没消息，他还能用“部队纪律严，任务重”来安慰自己。可一年过去，两年过去，整整三年，连一张报平安的纸条都没有。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许多同志的孩子都陆续有了消息，唯独李伦，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李克农开始慌了。他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旁敲侧击地打听，但得到的信息都模棱两可。他不敢深究，怕真的听到那个自己无法承受的结果。这种等待，比在敌人心脏潜伏还要折磨人。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部队为了照顾他的情绪，故意把噩耗给压了下来。 直到这次在北京偶遇粟裕，他再也绷不住了，积攒了三年的恐惧和担忧，在那一刻彻底爆发。 这件“乌龙”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粟裕的批评并非小题大做，他点出了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问题：关心战士，不仅要关心他们在前线的吃穿冷暖，更要关心他们后方的家人。 家人的心安，是战士在前线能无畏冲锋的重要保障。这件事之后，三野立刻加强了部队与家属的联系工作，建立起相对完善的通信制度。 而被父亲“逮住”的李伦，在接到陈锐霆转达的消息后，也是百感交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一片好心”，给家人带来了多大的痛苦。他赶紧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书，把三年的经历和思念，一并寄回了北京。 这场因爱而生的误会，最终画上了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