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南，一男子6年前在法院流拍后通过以物抵债程序，买下了一套房产，还支付了470万元差价，有法院出具的以物抵债裁定，并顺利办理了过户。不料，男子拿着房产证去银行办理贷款时，却被告知房产证已被注销。原来，法院在半年前撤销了当年那份裁定，并将房屋产权直接恢复至原房主名下。整个过程中，男子未收到任何通知，还面临“钱房两空”的境地。事后，男子向法院提出异议，却遭到驳回。无奈，男子只得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2016年，姜先生因身负债务，被债权人诉至法院，法院依法查封并启动了对姜先生名下这套房产的处置程序。 2018年，这套房产正式进入司法拍卖平台。 然而，拍卖过程并不顺利，经历了公开拍卖程序后，因无人应价而最终流拍。 在法院拍卖流拍后，姜先生主动找到了其债权人侯先生，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希望侯先生能接手这套房子，用以抵偿欠侯先生的部分债务。 同时，侯先生需要向姜先生支付一笔差价房款，这样姜先生既能了结与侯先生之间的债务，也能获得一部分现金用于解决其他债务。 侯先生考虑到该房产地理位置不错，具有居住和投资价值，便同意了这一协商方案。 后来，侯先生依程序向高新区法院提交了书面的以物抵债申请书。 2019年1月24日，法院作出了编号为（2018）鲁0191执恢55号的《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姜先生名下该套房产作价557.45万元，交付给侯先生，用以抵偿相应的债务。 裁定生效后，侯先生除了用以抵债的部分，他还需向姜先生支付房屋的差价。 从2019年1月底至4月初，侯先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数次向姜先生支付了共计470万元的补差房款。 款项支付完毕后，在法院协助下，顺利办理了过户手续。 随后，侯先生入住该房屋，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稳定生活，还投入了不少修缮费。 2025年1月24日，法院作出了另一份编号为（2025）鲁0191执监2号的《执行裁定书》，认为该院于2019年作出的那份（2018）鲁0191执恢55号以物抵债裁定“确属不当”，决定予以撤销。 基于此撤销裁定，法院后续通过执行程序，直接将涉案房产的权属从侯先生名下，恢复登记至原被执行人姜先生名下。 令人错愕的是，法院在做这些动作时，均未依法通知当时法律上的产权人侯先生。 侯先生完全被蒙在鼓里，依然以为自己是房子的合法主人。 2025年8月，侯先生因个人需要前往银行办理贷款业务时，银行工作人员在核查抵押物权属信息时发现异常，告知他系统显示该房屋的产权人并非侯先生，且房屋目前处于被法院查封的状态。 侯先生闻言如遭晴天霹雳，急忙多方查询，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已在半年前被法院通过执行程序强制过户给了姜先生，房产证已被注销。 在得知权益受损后，侯先生第一时间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 2025年11月，高新区法院作出（2025）鲁0191执异372号执行裁定，驳回了他的异议。 2025年11月30日，侯先生正式向检察院申请了执行监督。 目前，案件已进入检察监督程序。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看待呢？ 《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 本案中，法院在2019年作出（2018）鲁0191执恢55号裁定，将流拍房产裁定抵债给侯先生，符合当时《拍卖规定》关于流拍财产可经申请以物抵债的规定。 侯先生据此支付对价、完成登记，已合法取得物权。 然而，2025年法院仅以“确属不当”笼统撤销原裁定，未阐明具体事实与法律依据，如是否因原执行依据错误或抵债程序违法。 即便撤销抵债裁定合理，但在时隔六年后启动监督程序予以撤销，必须权衡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与纠正错误之间的价值。 侯先生作为裁定相对方，其已履行完毕、长期占有并形成稳定社会关系的状态，应成为衡量“不当”是否达到必须撤销程度的重要考量因素。 况且，侯先生作为裁定一方当事人，法院在撤销裁定时，也应当告知侯先生，以保障其合法权益。 此外，《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 这说明，在抵债裁定撤销后，法院应当恢复原状，除了房产恢复至姜先生外，还要返还候先生的差价470万元，以及恢复候先生对姜先生持有债权。 但是，从房子被查封来看，姜先生存在较多债务，当初支付的470万款项，可能已无法顺利要回，可能面临钱货两空的结果。 可见，对于候先生而言，通过检察监督方式，重新确认当年抵债关系合法有效，或许是最佳解决方式。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