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自己开厂，一年赚七八百万，村长打电话叫男人捐款十几万给村里修路，于是男人就问了村长一个问题，村长哑口无言。男人问道：“村长，村里修路是好事，可为啥要我捐这么多？村里其他人又捐了多少？”村长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厂门口的梧桐树又落了层叶子，我蹲在台阶上数茶梗，手机在裤兜里震得发麻。 是村长，声音裹着山里的雾气，热络得像要从听筒里渗出来。 “阿伟啊，”他总这么叫我小名，“村里要修路了，你看……” 我捏着茶勺的手顿了顿，铁勺磕在搪瓷缸沿，当啷一声。 上个月刚给祠堂捐了两万，账本还在抽屉第三格躺着。 “这次得修三公里水泥道，”村长的声音突然低了八度，“会计算过，你这边……方便出个十三万不？” 我把茶梗撒进香炉，火星子噼啪炸开一小团蓝火。 “好事啊，”我往缸里续热水，水汽模糊了眼镜片，“可为啥单找我？” “你看你现在出息了嘛！”他笑起来，声音像被砂纸磨过，“一年挣那么多……” 我摘下眼镜擦水，指腹按在镜片的水雾上，转出个清晰的圈：“村长，去年山洪冲垮的桥，各家各户摊了五百，我家交了双份；前年修小学，我让财务划了五万。现在修路要十三万——村里三百多户，其他人打算捐多少？” 电话那头突然静了，只有电流滋滋地响，像极了小时候他批评我偷摘枇杷时，喉咙里卡住的痰音。 我知道他想说啥。 村西头的老林开矿赔了本，东头的阿花刚给儿子买了婚房，剩下的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守着几分薄田。 可难处不是挑软柿子捏的理由。 去年清明回村，二伯蹲在田埂上抽烟，说“有钱人就该多担待”，烟圈飘到我鞋尖就散了。 那时我才发现，当账户里的数字超过七位数，“乡邻”这两个字就悄悄变了味。 他们不再问你在外头吃了多少苦，只盯着你能掏出多少钱。 电话最终在村长的“我再想想”里挂断，茶缸里的龙井已经凉透了。 后来听我妈说，村里改成分摊制，每户三百，不够的申请了政府补贴。 再遇到有人拍着你肩膀说“帮衬一把”时，先问问他：“那你呢？” 夕阳把梧桐叶的影子投在账本上，第十三页的“捐款”栏旁边，我用红笔打了个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