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婶的小卖部在村口，三间瓦房，两排货架，一扇吱呀响的玻璃柜。村里人买盐打酱油、孩

王婶的小卖部在村口，三间瓦房，两排货架，一扇吱呀响的玻璃柜。村里人买盐打酱油、孩子换辣条汽水，都喊她一声“婶”。她话不多，但账记得清，从不短斤少两。儿子考上省城重点大学那天下着小雨，录取通知书是邮递员骑着摩托送来的。王婶攥着信封，在门槛上坐了半晌，眼圈红了，没哭出声。第二天一早，她就去猪圈看了那头养了一年半的黑猪——原本打算过年才杀的。“我娃是咱村头一个上名牌大学的！”她逢人就说，声音不大，但腰杆挺得直。 她开始忙活：请屠夫定日子，泡糯米酿甜酒，托人从镇上扯回红绸布，又在小卖部门口搭起棚子，请了八张圆桌。连菜单都想好了：红烧肉、粉蒸排骨、炸藕盒……全是儿子小时候爱吃的。她提前半个月就在准备。夜里点着灯洗碗擦桌子，白天一边看店一边腌菜晒干豆角。邻居劝她：“现在城里都不兴办升学宴了。”她摆摆手：“我们是农村，规矩不一样。娃争气，当妈的不能悄没声儿。”可儿子回来那天，穿着新球鞋、背个双肩包，进门第一句就是：“妈，别搞那些了，同学约好毕业旅行，我要跟他们一起去。” 王婶愣住：“那……饭不吃了？” “吃啥啊！”儿子语气有点急，“现在谁还办这种土宴席？人家问起来多丢人！再说，杀猪酿酒多浪费钱……”后面的话，王婶没听清。她只记得自己点点头，说“哦，行，妈知道了”。当天下午，她把猪肉分给左邻右舍，每家一块，说是“家里吃不完”。有人推辞，她硬塞：“拿着，给孩子补补。”米酒没送人，她一坛一坛重新埋回后院地窖，像藏起一段没人要的喜事。小卖部门口的红绸布，挂了三天。风一吹，哗啦啦响，像在替她说话。第四天清晨，她踩着板凳，默默摘下来，叠得整整齐齐，塞进柜子最底层。后来，儿子走了，和同学去云南玩，朋友圈发雪山、洱海、网红咖啡馆。王婶不会用智能手机，是隔壁小孙子念给她听的。她听完，笑了笑，转身给货架补货，手有点抖。小卖部照常开门。盐还是五毛一包，酱油两块五一瓶。只是再没人提起那场没办成的宴席。偶尔有老人路过，会问一句：“你家大学生还好吧？”她就点头：“好，好得很。”只有我知道，那晚我去找她借手电筒，看见她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那张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原件儿子带走留档了。月光照在她脸上，皱纹很深，眼睛却亮得吓人。她不是想显摆，她只是想让全村人看看：那个从小喝粥长大的娃，真的飞出去了。 而她的骄傲，连一顿饭的时间都没撑到。红绸布早褪色了，可风吹过空棚子的声音，还在村口响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