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刚解放，韩复榘遗孀给新政府写信：“丈夫被枪决，能不能把东绒线胡同47号还给我？这原来是我丈夫的房子。” 韩复榘，河北霸州人，家里原本是教书先生，有点文化底子，后来家道中落，19岁就跑去当兵了，从最底层的小兵做起，在冯玉祥手下干得不错，一路升到了旅长。 后来他见风使舵，投靠了蒋介石，还被任命为河南省主席，后来又调到山东当主席，手握重兵，成了名副其实的“山东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担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山东的防务，但仗打得不好，面对日军进攻，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没怎么抵抗就下令撤退，导致济南要城市很快沦陷。 此外，蒋介石本来就想收拾这些不听指挥的地方军阀，正好借这个机会，在1938年初以“不听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把他抓了起来，没多久就枪决了。 而韩复榘死的时候，高艺珍正带着孩子们在逃难路上，这个消息对韩家来说，简直是天塌了，韩复榘虽然后来又娶了两房姨太太，但对这位结发妻子一直很敬重，家里大事小事都听她的安排。 他死后，韩家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家境一落千丈。 丈夫死后，家里的担子全落在了高艺珍肩上，韩复榘留下的三个姨太太，二太太没孩子，帮着收了尸后就离开了；三太太把自己生的儿子扔给高艺珍，也改嫁走了，高艺珍自己有三个儿子，加上三 太太留下的一个，还有一个过继来的女儿，一共要拉扯五个孩子。 那日子过得真叫一个艰难，为了躲避战乱和世人的眼光，她带着孩子们从山东逃到河南，又跑到山西、陕西，最后辗转到了重庆、成都，一路上风餐露宿，有时候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只能挤在破庙或者桥洞下。 一家人靠变卖随身带的衣物和做些手工活维持生计，孩子们经常饿肚子，更别提上学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高艺珍带着孩子们来到北平，这时候她想起一件事：1931年，张学良曾送给韩复榘一套宅子，就是东绒线胡同47号那套，她想把这套房子要回来，好歹让一家人有个安身之处。 但这事在国民党政府那没办成，当时国民党政府说这套房子是从日伪手里接收的“敌产”，不属于韩家，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不愿意把房子还给一个“罪人”的家属。 转机出现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了，新政府成立了，高艺珍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新政府的政策和以前很不一样，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也不一样。 她琢磨了很久，最终鼓起勇气，给北京市地产处理委员会写了那封著名的信。 信写得很朴实，就是说明情况：丈夫被枪决了，留下这套房子，现在她和孩子们生活困难，希望政府能把房子还给他们，写这封信的时候，她其实没抱太大希望。 但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封信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认真对待了，它被送到了董必武那里，他亲自看了这封信，还做了批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新政府没有简单地按“敌产”处理这套房子，而是派了调查组去核实情况，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确认这套房子确实是张学良送给韩复榘的个人财产，不属于敌伪资产。 1950年，正式的房产证明也发下来了，高艺珍带着孩子们搬进了东绒线胡同47号，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漂泊生活。 房子要回来了，生活安定了，高艺珍开始专心培养孩子们，而这位没受过多少正式教育的母亲，深知知识的重要性，她自己节衣缩食，把有限的资源都用在了孩子们的教育上。 高艺珍自己？她要回了房子，但没有躺在过去的回忆里，她默默操持家务，支持孩子们的学习和工作，直到1957年在北京去世，她的一生，从16岁嫁给韩复榘开始，经历了丈夫的崛起和陨落，经历了战乱和流离，最终在新时代找到了安宁。 一套房子的归属，折射出的是两个时代两种政策的差异，国民党政府时期，高艺珍拿着地契也要不回房子；新政府成立后，一封信就解决了问题。这不是简单的“物归原主”，而是一种政策的体现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保护公民合法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