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9年，邓颖超提出自己病重时实行安乐死，江主席批示：可敬可佩。1992年6月的一天，躺在病榻上的邓颖超身体已极度衰弱，她费力地向身边的秘书赵炜发问："我的事情，你向中央报告了没有？" 这句问话分量极重，她指的并非日常的病情通报，而是关于她深思熟虑后的一项生死请求——倘若到了弥留之际，切勿进行徒劳的抢救，只求能维持尊严地离去。 这简短的一问，瞬间让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酸楚不已。 事实上，这个看似突兀的决定，背后藏着一段漫长而沉重的心路历程。 这并非一时冲动的念头，而是整整酝酿了十年的夙愿，早在1982年，她就正式向中央递交了书面报告，1988年听到广播讨论相关议题时，她更是专门致信电台，公开声援“安乐死”的探讨。 然而现实往往身不由己，每逢病危，医疗团队依旧会竭力施救，1991年的那次手术，虽是好意，却也硬生生将她从鬼门关拉回，延续了一年的寿数。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她那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又有谁忍心、谁敢于真正去落实这一“放弃治疗”的指令呢？ 追根溯源，这份对死亡的透彻感悟，源自周恩来总理生命最后阶段的惨痛记忆。 从1972年确诊直至1976年离世，整整四年间，她眼睁睁看着至爱之人在病榻上受尽折磨，全身上下插满了维持生命的管子，前后经历了十三次大手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剧痛中苦熬，那种锥心之痛，局外人根本无法感同身受。 正是总理去世后的那段日子，让她在哀思中立下了誓言——未来自己绝不能如此痛苦地拖延时日。 她曾对侄子侄女们直抒胸臆："勉强延长几天生命有什么意思？既浪费国家的医药，又让病人和医生都受罪。" 1992年7月，老人的身体状况已然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心脏病、胆结石、肺部顽疾，十几种陈年旧病集中爆发，因为下颌骨习惯性脱臼，她吃一顿饭往往要耗费两三个小时。 医护人员在一旁看着她艰难吞咽，常常忍不住潸然泪下，反倒是她本人显得格外豁达，甚至还有心思自嘲，戏称自己已然成了医院里"所有科室的病人"。 7月9号中午时分，她从深度昏迷中短暂转醒，望着身边的赵炜说道："我同你见最后一面了。"那语气淡然平和，仿佛只是在谈论明天的天气一般波澜不惊。 两日之后，即7月11号清晨六点五十五分，她安详地闭上了双眼，虽未能完全如愿实现“不抢救”，但终究没有遭受过多的医疗折腾。 临终之际，她最挂怀的便是反复核实那份遗嘱是否已呈报中央——不保留骨灰，不搞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设故居纪念馆。 她期盼着如来时那般静谧地离去，绝不愿给组织和他人增添哪怕一丝麻烦。 坦白讲，在那个年代坚持这样的抉择，她所承受的舆论与观念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1988年致电台的那封信，无疑是将“安乐死”这一敏感议题抛向了公众视野，她在信中字字铿锵："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用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这番言论即便置于今日也颇为前卫，更遑论是三十多年前的社会环境？ 但她一贯便是这般秉性，一旦认准了理，便要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绝不藏着掖着。 她常对旁人剖白心迹："好死不如赖活着？那可不一定。卧病在床、无法工作、徒然消耗资源，这样的活着有什么意义？"当有人试探问她是否畏惧死亡时，她笑着回答："过去面对敌人我都不怕，现在面对疾病还能怕？人就是台机器，老化了就该停下来，过度维修没必要。" 这种看透生死的豁达胸襟，世间又有几人能够真正拥有？ 1992年1月23号，也就是她八十八岁米寿当天，工作人员背着她，悄悄在病房隔壁布置了一场简朴的庆祝会，尽管她素来最排斥过生日，但当看到那些熟悉的老同事、老战友，以及百忙之中专程赶来的领导们，苍老的脸上终究还是泛起了欣慰的笑意。 听着大家一声声唤着“邓大姐”、“邓妈妈”，那温馨的场景，足以让在场的每个人热泪盈眶。 彼时谁也未曾料到，仅仅半年之后，这便成了最后的诀别。 回首她的一生，始终对个人崇拜避之唯恐不及，连为其立传的提议都被她断然回绝，提起峥嵘岁月，她总谦称长征途中自己是坐担架随行的，算不得真正的长征女红军，哪怕过草地时曾深陷沼泽、苦苦挣扎了两个小时才获救，在她看来，这些经历也都微不足道，不值大书特书。 即便是面对死亡，她也要贯彻“革命到底”的精神——骨灰不留，尽洒海河，让生命彻底回归大自然。 主要信源：（大众网——邓颖超留遗嘱：患病无救时，万勿抢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