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队押着几箱银元和字画回到沈阳杨宅，据说逐件清点，合计约60万大洋，账本上还标着几处法库和沈阳的房地契，时间都停在1929年一月。 这笔钱本来就在杨家保管。杨宇霆此前握有兵工厂，号称奉系“小诸葛”，在东北军里资历比刚接班的张学良还久，老家法库有田，城里多处宅院，账面数字常被人私下议论。 枪声响在老虎厅，处决时间定在1929年初，决策被视为为“易帜”扫清障碍的一步。杨宇霆没有留下正式遗嘱，只留下几房眷属和尚未成年的子女，家中账册一度无人过问。 最先动手的是两名旧部，一个是副官李景明，一个是账房王子明，两人掌握钥匙、印章和出入库记录，对那60多万银元的具体去向比旁人更清楚。 有人回忆，变故后几天内，他们以“整理遗产”为名开柜点算，把现洋、存单、古玩装箱转移，连丧事开支明细都只留只言片语的数字，口风却说是“奉命处理”。 消息很快经副官渠道报到大帅府，当时张学良刚批完关于处决和抚恤的文件，抚恤金数额、信件日期都按1929年格式登记在案，他原本希望“祸不及家人”。 随后军警出动抓人，两处窝点搜出的银元箱、字画和账簿形成了直接证据，金额与杨家原有登记相差无几，审问记录上写着“人赃并获”四个字。 处理顺序被刻意做得很公开：先将钱物按清单送回杨家，再对两人分别定罪。关于究竟是长期监禁还是秘密处决，后来的说法有至少两三种版本，具体数字和日期都已难以完全核实。 这场围绕60万大洋、两名亲信和一位“托孤重臣”的风波，在当时东北军内部留下了不少议论，也让后人讨论起权力更迭、旧部安置和家产归属之间的微妙边界，应当如何看待才算公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