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第二届人大开幕那天，56岁的陈明仁进北京会场时，腰间还插着一支手枪。会务根据1950年代初定下的“会议不得携枪”规定上报给秘书长彭真，现场气氛一度有些紧。 彭真清楚他是1949年8月4日长沙起义的黄埔一期将领，又不愿在七百多名代表面前难堪这位1955年授衔的上将。于是请贺龙出面，再由当时三十多岁的迟浩田转达“统一保管武器”的要求，这种层层缓冲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安排。 陈明仁1903年生于湖南醴陵农家，13岁成亲，1920年进长沙兑泽中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自1925年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起，他几乎场场带枪上阵，三十多年形成的习惯，不是一纸会场通知就能立刻戒掉。 1930年代中期，他在长城一线抗战，1935年因作战表现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这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只是少数军官的待遇。对他个人来说，这枚勋章强化了“靠武力与勇敢立身”的认同，也解释了他对佩枪的依赖感。 抗战后期到1946年东北四平守备，他指挥的部队在几个月战斗中伤亡数字居高不下，也加深了他对政局走向的怀疑。1949年与程潜在长沙起义并入解放军，背后既有对旧制度失望，也有对战场消耗的厌倦，这一点在许多起义将领身上都有共性。 1950年代初，他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并进入国防委员会，开始适应新的军队条令和政治文化。1959年在人大会场主动交出手枪，从结果看不仅是一次个人习惯让位于制度秩序的案例，也折射出新政权对旧部的“礼貌约束”。 会议结束后，他继续在湖南与北京之间工作，参与训练、整编和政策研讨，直到1974年5月2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像这种从黄埔到解放军再到国家机构的跨体制经历，在同代军人中并不罕见，后人该如何评价他们在两个时代里的选择与角色，恐怕还需要更多材料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