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汉奸夜审地下党，拷打一半时忽发现，对方竟是自家亲戚 事情发生在1942年前后，地点在华北一座已被日军占领的县城。县城不大，却设有日军宪兵分队，负责缉捕抗日人员和维持所谓“治安”。 当晚值夜审讯的，是在宪兵队当差的一名中国协助人员，史料中记载其身份为翻译兼看守，后人口述材料中多以化名王贵称呼。王贵并非早年投敌之人，而是在沦陷之后被迫进入日军系统，这一点在多份地方档案中均有相似记录。 王贵进入宪兵队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41年冬。根据华北沦陷区医药流通史料记载，当时盘尼西林等抗生素几乎只掌握在日军军医系统手中，普通百姓根本无从获得。 王贵的母亲在这一年因肺病恶化，县城中医西医都束手无策。日军翻译官提出，只要王贵签字进入宪兵系统，药物可以按月供给。 这类“以药换人”的情况，在《日军宪兵制度研究》中被多次提及，并非个案。 进入宪兵队后，王贵的职责主要是翻译、登记和陪审。表面上看，王贵已经站在侵略者一边，但从同僚回忆材料来看，王贵很少亲自动刑，更多时候只是站在一旁记录。 正是在这种身份下，那次夜审落到了王贵头上。被押进审讯室的人，是一名因传递情报被捕的地下党员，来自城外乡村，从事敌后联络工作。 史料中对此类人员的称谓多为“交通员”或“情报员”，后来的整理材料中将其化名为李存。 审讯并非从深夜开始，而是在宵禁后不久进行。日军宪兵要求尽快得到上线名单，以配合即将到来的扫荡行动。 扫荡时间点在1942年春季，这与晋察冀、冀中地区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时间完全吻合。王贵在审讯中负责传达问题，也要配合制造威压。 审讯进行到一半，灯光昏暗，王贵在近距离记录时注意到李存锁骨处的旧伤。根据地方口述史，这类身体特征在农村家族中往往容易辨认。 王贵清楚，一旦确认亲属关系，任何反常举动都可能被宪兵察觉。正是在这种压抑环境下，王贵开始在流程上拖延时间，用重复提问和翻译差错来消耗审讯进度。 这类“消极应付”的做法，在战后对沦陷区人员的审查材料中，被称为“非暴力抗拒”，并非少数。 李存被捕的原因，与敌后地下工作环境恶化直接相关。1942年起，日军加大对情报网络的清剿力度，许多联络点因叛徒告密或通信失误暴露。 《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明确记载，当年春夏之交，多地地下党员被捕，部分人员通过内应和武装配合成功脱险。审讯当晚，城内外确实存在营救条件，这也是王贵敢于冒险拖延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