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亲戚在部队当特种兵，转业回到老家，政府安排在派出所当警察，可能是回到老家人有点飘，一次跟一个商铺的老板发生口角，把对方打伤成了植物人，这下好了，工作也丢了，还进去了，并且还要赔偿对方一大笔，现在该后悔了吧，所以人呀要低调，冲动是魔鬼。 上个月我托了两层关系，才进到看守所见他。那天是个闷得慌的阴天，接待室的旧风扇在头顶吱呀转，吹得桌上的塑料登记表哗哗响。隔着厚厚的钢化玻璃，他穿一身灰扑扑的囚服，头发剃得只剩短短一层茬，以前在部队练出来的挺拔腰杆，现在弯得像田埂上晒蔫的玉米杆。 他一开始不敢抬头看我，盯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影子，半天才憋出一句：“我不是故意的。”那天是商铺老板在街面跟人闲扯，扯到他爸妈赶集卖的土鸡蛋，一口咬定是喂了饲料的假货，还故意把手里的鸡蛋往地上一摔，黄澄澄的蛋液溅得他裤腿都是。他刚从派出所下班，警服还没脱，听见有人骂爸妈，血一下子冲上头顶，伸手就推了对方一把——他忘了自己练了十几年的格斗，手上的劲儿比常人重好几倍，对方没站稳，后脑勺“咚”地磕在商铺的不锈钢柜台角上，当场就瘫软在地没了声。 我兜里的手机突然亮了一下，是他妈的微信，说家里的老母鸡又下了一窝蛋，都放在他以前住的屋角米缸里，留着等他出来煮着吃。我把这话念给他听，他的眼泪突然就砸在玻璃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说在部队执行潜伏任务的时候，最盼的就是能回家喝妈熬的鸡汤，现在连隔着院子喊一声“妈”都做不到。 赔偿款凑得七七八八了，他爸妈把养了五年的老黄牛卖了，又把后山上的三棵老核桃树折价抵给了同村的人，他媳妇带着三岁的孩子回了娘家，临走前把他那枚三等功奖章用红布包好，压在他枕头底下，说等他出来，教孩子叠部队里的豆腐块被子。 临走前他跟我说，要是能重来，就算对方把鸡蛋砸在他脸上，他也会转身就走。我没接话，只把他妈让带的腌萝卜干递给他，隔着玻璃看他攥着那袋皱巴巴的塑料袋，指节绷得紧紧的。看守所的铁门在我身后哐当一声关上，外头起风了，卷着地上的落叶打在玻璃上，像他没说出口的那句“我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