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腊月，广西提督苏元春被锁拿进京，判了“斩立决”！昔日战友全噤声，唯独一个小小的参将张勋，揣着三万五千两银票，扮成远房侄子闯进京城，一路砸钱： 张勋在吏部衙门外蹲了三天，怀里揣着本磨破了角的军功册，每页都记着光绪十年镇南关的法军尸体数。 雪粒子打在他脸上，化了又冻成冰碴，他却像钉在地上似的——老笔吏说的“岑总督递了铁证”，在他这儿抵不过当年苏元春背他撤下火线时，脊梁骨被炮弹震出的血印子。 老笔吏是第三天傍晚出现的，见他捧着册子直哆嗦，就叹了口气。 “通敌的罪证都画了押，”笔吏翻着册子，指尖划过“歼敌三百”的朱批，“岑春煊参他私通法军，说镇南关那仗是演的戏。” 张勋猛地站起来，军靴跺碎了脚边的冰：“演的戏能让法军退到谅山？演的戏能让他苏元春在炮台里住了三年？” 十五岁那年张勋还是个小兵，腿被子弹打穿，趴在战壕里等死。 是苏元春背着他跑了三里地，把自己的干粮袋塞给他：“活着，比啥都强。” 后来他升参将，苏元春拍他肩膀：“枪要硬，情义更要硬。” 这话他刻在心里，可真到用钱时，才知道情义多金贵——老家的玉镯当了三百两，五年军饷凑了两千七，敲遍老弟兄的门，大多只塞几十两碎银子，说句“提督倒了，咱惹不起”。 直到找到当年苏元春救过的千总，那人红着眼塞来五千两银票：“不用还，就当我还命。” 凑够三万五那天，他揣着银票和军功册，像揣着两颗烧红的炭，一路从山东赶到京城。 老笔吏指点他找法国军医。 那军医在东城开诊所，听张勋说完，当即就去找法国公使。 公使当年在镇南关受伤，是苏元春派亲兵抬着跑了二十里地找大夫，捡回一条命。 “苏提督是法国的朋友！”公使拍着桌子去总理衙门，可回来却摇头：“他们说这是中国内政。” 张勋不死心，裹着破棉袄蹲在颐和园门口。 天寒地冻的，见着太监就递军功册。 有个小太监被缠得没法：“李总管明儿来，你去试试。” 第二天李莲英的轿子过来，他举着册子跪在雪地里大喊：“苏提督镇南关有功！求总管开恩！” 轿子停了，李莲英撩帘看他：“一个参将，也敢管朝廷的事？” 张勋把册子举过头顶：“奴才不敢管朝廷的事，奴才是怕朝廷忘了，当年是谁在南边拿命挡住法军！” 半月后宫里传下话，苏元春改判“斩监候”。 张勋跑到刑部大牢外，隔着栅栏看见苏元春，头发白了大半。 “你这小子，还是冲动，”苏元春笑了，“当年教你别犟。” 张勋抹把脸：“提督不死，我就不犟。” 三个月后慈禧大寿，恩旨下来，免死，流放新疆。 张勋送他到张家口，苏元春从怀里掏出个旧荷包：“二百两，你拿着。记着，情义别丢，但也别太犟——这世道……难。” 有人说苏元春确实贪了军饷，修炮台时中饱私囊，岑春煊参他不算冤枉。 可在张勋这儿，那些都抵不过镇南关的炮火，抵不过背他后撤时苏元春脊梁骨上的血印子。 晚清的官场像个筛子，筛掉了情义，留下了趋利避害。 老弟兄们避之不及，是怕沾上边；岑春煊参奏，是官场倾轧；就连法国公使帮忙，也带着报恩的私谊。 唯独张勋这个小小的参将，捧着军功册当救命符，倒像是从筛眼里漏下的一颗石子，硌得人心里发疼。 苏元春在新疆病故那年，张勋在南京当总兵。 关起门，他摸着那个旧荷包，里面除了银票，还有片干枯的叶子——是当年镇南关战场上捡的。 叶子脆得一碰就碎，像极了苏元春说的“情义”。 他想起进京时揣着的三万五千两银票，一路砸钱，砸不开官场的冰，却砸开了公使和李莲英的一丝恻隐。 可最后呢？苏元春还是死在了流放路上，他这个“硬情义”的践行者，握着片枯叶，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