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深秋，抗日战争进入艰难时刻。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湖南从大后方骤然变成前线，日军兵锋直逼长沙。当时的国民政府奉行"焦土抗战"策略，即宁可自毁城池，也不让战略物资落入敌手。 这一政策由李宗仁较早提出，其核心是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全面破坏。11月12日上午，一封加急密电送达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手中，落款为蒋介石，内容只有简短几句话，大意是长沙若失陷，务必将全城焚毁，事前做好准备，不可延误。 张治中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商议，制定了详细的焚城计划。按照部署，行动定于11月13日凌晨4点准备完毕，必须等待前线撤退命令，并在放火前拉响空袭警报，让居民疏散。然而谁也没想到，一切计划还在准备阶段，灾难却提前降临了。 12日深夜至13日凌晨两点左右，长沙南门外一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有人说是"失慎"所致，有人说是士兵误以为信号而擅自点燃火把。更要命的是，当时消防队已撤离，消防车里的水早已换成了汽油。火势一起，根本无法扑救。 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见城内火光冲天，以为是约定的信号，便纷纷点火。不到一个时辰，整座长沙城便陷入一片火海。大火从13日一直烧到17日，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甚至有记载说是五天五夜。全城九成以上的房屋化为灰烬，两千多年的古城繁华毁于一旦。 据国民政府公开承认的数字，死难者达三千余人，而民间估算的数字则远高于此。长沙从此与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一起，被列为二战中受创程度相当严重的城市之一。区别在于，其他三座城市毁于敌方之手，而长沙却是被己方的大火所吞噬。 更令人扼腕的是，日军当时根本没有立即进攻长沙的计划。大火之后，日军只是派飞机到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肆渲染嘲讽，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这让长沙军民的愤慨达到了顶点。 11月16日，蒋介石赶赴长沙，登上天心阁俯瞰全城，看到的是一片焦土废墟，据说当时面红耳赤，青筋暴起。他随即下令逮捕相关人员，限两天内结案。 18日审判结果出炉，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被判处死刑，两天后在南门口外刑场执行枪决。而作为湖南军政首脑的张治中，仅以"用人失察、防范疏忽"之名，被处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的处分。 大火之后，民间流传出一副对联，上联是"治绩奚存，两大方案一把火"，下联是"中心何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批"张皇失措"。取横批与上下联首字合读，恰是"张治中"三字。显然，舆论对官方判决并不满意，认为三人不过是替罪羊。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灾难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某个人。蒋介石事后曾对张治中说过一番话，大意是这次事件的根本成因不能归咎于某个个人的过失，而应看作整个团体的失败。焦土政策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操作稍有不慎便会伤及自身。而当时前线通讯混乱、情报失实、下级执行者惶恐躁动，种种因素叠加，最终酿成惨剧。 1939年2月，张治中处理完善后事宜，离开湖南前往重庆。蒋介石召见他，请他吃饭，饭后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是愿意去训练委员会多讲话，还是到侍从室来服务。 张治中回答说，自己现在不方便讲话，愿意去侍从室。蒋介石听后表示满意，随即任命他为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机要，成为身边的重要助手。从革职到重用，不过短短几个月。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平时做事提得起放得下，唯独对长沙大火是"提不起又放不下"，这是他一生内疚、耿耿于怀的事情。这位后来被称为"和平将军"的人物，在晚年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说这场大火与他人无关，完全是自己的过错。 历史往往比想象中复杂，功过是非也难以简单定论。长沙城后来经历了四次会战，抵御日军六年之久，直到1944年才失守。而那场大火的警世钟，至今仍矗立在天心阁旁，提醒后人铭记那段沉痛的过往。关于张治中的功与过，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