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我刚任民办教师3个月，大队要抽调我去当大队会计。学校负责人是唯一

1977年9月，我刚任民办教师3个月，大队要抽调我去当大队会计。学校负责人是唯一的一个正式教师，他知道后与大队领导进行了耐心劝说，希望他另选他人做这个有实权的大队总管。 1977年的秋天，我刚在村小的土坯房里待满三个月。 黑板擦得发白，指尖还留着粉笔灰的涩味。 民办教师的名分刚焐热，大队书记就挎着蓝布包找上门来——“小周，会计老李要退休，你笔头好，来大队管账吧。” 那时候的大队会计，管着全队的钱粮分配，算盘一响比教书先生体面多了。 我捏着半截粉笔，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讲台下二十多个光脚丫的娃正盯着我写板书。 第二天一早，王老师把我叫到他宿舍。 他是学校唯一的正式教师，教案本边角都磨卷了，眼镜片厚得像瓶底。 “那笔账不好算，”他递给我一个烤得焦黄的红薯，“你听见娃们早读的声音没？比算盘珠子清亮。” 那天下午，我看见他蹲在大队部门口那棵老槐树下，抽着旱烟，跟书记掰扯了一整个下午，夕阳把他俩的影子拉得老长。 后来听文书说，王老师把自己的转正名额都提了——“让小周先转，他年轻，能在这儿多待几年。” 我攥着那半截粉笔，手心全是汗。 有人说王老师傻，放着实权岗位不推荐自己人；也有人说他是怕我走了没人代他的数学课。 可我知道，他那副旧眼镜后面，映着的是教室后墙“教育救国”四个褪色的毛笔字。 王老师从没跟我提过那天劝说的细节，只是每次路过我上课的窗口，都会放慢脚步，听听里面的动静。 他不是不知道会计岗位能带来的便利，只是在他心里，二十几个娃的未来，比任何“实权”都重千钧。 我当然留在了学校，握着那支红笔，一站就是二十年。 后来我转正、评职称，每次填表写到“主要经历”，1977年那个秋天总会格外清晰——不是因为差点当上会计，而是因为有人为我挡住了那条“捷径”。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天王老师没有开口，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或许会更安逸，但一定少了站在讲台上的那份踏实和滚烫。 现在退休了，偶尔路过村小，还能闻到熟悉的粉笔灰味。 阳光穿过窗户，落在崭新的课桌上，像极了当年王老师递给我红笔时，照在他指尖的那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