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小摊小贩们更加脆弱，也更经不起不当执法带来风险，尤其需要避免对其“小过重罚”。
▲广西南宁某农贸市场，一名摊贩在摆放蔬菜等待销售。图/新华社
对一些小摊小贩行政处罚过重，不符合法律精神。据新京报报道，在7月8日举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指出，实践中对一些小摊小贩、小微企业的行政处罚违反了“过罚相当”原则。
张雪樵表示，对小摊小贩、小微企业处以高额罚款，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甚至严重影响其生产生活，不利于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建立对法治的信赖，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开展法律监督。
近年来，行政执法领域“小过重罚”不时引发舆论关注，司法层面对此也曾有过专门回应和纠正。而在当前强调多措并举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形势下，最高检重视小摊小贩“小过重罚”问题，特别强调对其审慎执法，无疑极具现实针对性。
此前，四川宜宾卖菜大姐转行开采耳店，获利500元，被罚款22万元；陕西榆林个体户卖了5斤芹菜，被罚款6.6万元，都曾引发不小争议。此次，最高检提到的案例也很典型：开小商店的曾庆合没注意一瓶售价78元的红酒过期，卖出去挣了28元，被罚款5万元。
这些被处罚的小摊小贩有没有过错？答案是“有”。曾庆合卖的是食品，当然也有义务注意红酒过没过期；陕西榆林的5斤芹菜，更是被检测出禁用农药成分。而行政机关对其作出处罚，也有充足的法律依据。比如，曾庆合销售过期食品行为，硬抠食品安全法，5万元已是最低处罚标准。
那么，“小过重罚”错在哪里？错就错在违背了行政处罚的“过罚相当”原则。这一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实施处罚时，必须考虑处罚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的相当性。
这些小摊小贩犯的是“小过”，让其承担“重罚”代价，行政处罚就缺乏了合理性和正当性，也让人感觉不公平。而其“病根”则在于机械执法，对于法律精神的理解不全、不深。
“小过重罚”多发生在食品安全等领域，执法者从维护公共利益出发，对违法行为作出相对严厉的处罚，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在强调执法力度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执法温度，应通过“过罚相当”的处罚，让其感受到法律的温情和善意。
消除“小过重罚”，执法者提高执法能力固然关键，外部监督同样不可或缺。“监督者”包括被处罚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渠道讨还公道，也包括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此前，就有法院裁定“小过重罚”案件不予强制执行的先例。
作为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主动纠正这类“小过重罚”方面更有着充分的空间。
一是，通过抗诉等检察监督方式，对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进行监督，曾庆合案件即通过此种方式纠正；二是，将行政机关作为监督对象，监督、纠正“小过重罚”行为。相较而言，后一种方式效率更高，可以大大减少当事人的维权成本。
检察机关对“小过重罚”主动说“不”，给执法者带来的压力是，相关处罚决定如被审视确认为“小过重罚”，则可能被撤销，成为不当执法。这样的压力，可以让执法者更加审慎，而我们每个人，也都将是审慎执法的受益者。
今年，最高检启动了“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围绕就业等重点民生领域，解民忧纾民困。小摊小贩作为小微经济体，是我国社会经济中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和社会元素之一，其背后就关联着“微就业”的大民生。
但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小摊小贩们更加脆弱，也更经不起不当执法带来风险。这也是最高检特别将治理“小过重罚”聚焦在小摊小贩等小微市场主体上，强调不能因处罚不当影响其生产生活的现实原因。
对小摊小贩这一群体来说，通过温情执法、主动纠正不当执法，让其避免经受“小过重罚”带来的风险，就是最大的解忧纾困，也是稳就业、保民生的题中之义。
编辑 / 何睿
校对 / 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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