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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处除三害》的狂欢，是一场视觉盛宴，也是一次心灵震撼。
这部台湾小成本电影，就像一匹黑马，在银幕上狂奔。
带着我们穿越尺度的边界，探索电影的无限可能。
你以为这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吗？
错，这是一场革命。
《周处除三害》，用它的大胆和真实，给了我们一个耳光。
同时也送上一个问题：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首先，让我们来说说尺度。
别小看这两个字，它们可是重量级的。
《周处》的尺度大？
在台湾，这或许只是常规操作。
但在大陆，它就像是一条红线，触碰了就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谁也无法预测后果。
当《周处》在大银幕上放肆地展示邪教、爆头、性癖时，我们震惊了，但更多的是思考：为什么它能这样拍？
01
为什么我们不行？
这不仅仅是审查的问题，更是创作环境的问题。
我们的导演们，难道就真的束手束脚，不能自由地表达吗？
然而，尺度这东西，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的自我设限。
我们习惯了规避，习惯了妥协。
直到《周处》的出现，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可以更勇敢一些。
豆瓣8.1分，这个成绩不是没有道理的。
《周处》之所以能够成为现象级电影，是因为它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
它不是在炫技，它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正义与复仇的故事，一个能够引起共鸣的故事。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大陆的导演能不能拍出一部《周处》？
答案是肯定的。
不是不能，而是没必要复制。
我们需要的，不是另一个《周处》，而是我们自己的故事，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讲述。
《周处》给了我们启示，但路还得自己走。
我们需要的，不是跨越尺度的勇气，而是打破心中尺度的勇气。
2
尺度，这个词，就像是一道墙。
有的人看见墙就打退堂鼓，有的人则想方设法翻过去。
《周处除三害》的成功，就像是那些翻墙的人给我们展示了另一边的风景。
但别忘了，翻墙也是有代价的。
咱们来聊聊尺度。
不是那种表面上的，而是更深层次的。
别以为尺度只是审查的剪刀，其实它还是自我审查的枷锁。
《周处》破墙而出，挑战了尺度的极限，可我们呢？
我们的导演们能否抛开心中的束缚，拍出真正的自己？
有人说，“伊朗拍的儿童片那么厉害，我们为什么不能拍呢？”
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伊朗的电影，你真正看过几部？
如果你对伊朗电影的了解，还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小鞋子》《白气球》《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也许你应该去看看，现在的伊朗电影市场，是如何在尺度限制下，进行创新和挑战。
我们国内的电影人，也并不是没有尝试过挑战尺度。
回到国内，90年代的“地下电影”，那时的导演们勇敢地探索，不惧尺度的剑锋。
但现在呢？
我们得到的不是更宽广的创作空间，而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墙，永远比我们的头硬。
这就是试错成本。
就像家境好的孩子可以无畏地追梦，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必须谨慎每一步。
《周处》有台湾市场做后盾，可以放手一搏；
而大陆的导演，却可能只有一次机会，一旦失败，就是万劫不复。
所以，别以为《周处》上映了，我们就可以纵情创作。
即使有了这个先例，导演们依然会小心翼翼，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走错一步，就是无尽的深渊。
有人说，尺度限制只是不让拍某些题材。
但真相是，尺度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它不仅隔绝了外界，还在我们的内心种下了恐惧的种子。
我们的导演们，脑中装着一把看不见的剪刀，他们知道哪些可以拍，哪些不能拍，甚至在动笔之前，就已经自我审查，自我放弃。
娄烨的沉默，张艺谋的省力，都是尺度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学会了规避，学会了妥协，我们拒绝了自我最真实的表达。
最终，我们剩下的是什么？
是一篇篇被修剪过的剧本，是一部部经过“特殊处理”的电影，是一群群放弃原创的创作者。
《周处除三害》是一个奇迹，但我们不能总指望奇迹。
3
所以，我们现在的创作者、作品，甚至观众，都被娄烨称为“二流”。
这并不是侮辱，而是因为我们的初心已经被“雷区”所替代。
我们拍摄的故事不再源于我们的内心，而是在规避“雷区”的过程中产生的。
我们制作的电影，其生长的过程充满了限制和修剪。
我们观赏的电影，也是在全球视野中，过滤了某些内容之后剩下的。
《周处》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它不是“牛”电影，而是“一流”的电影。
它将自我的表达放在了第一位，而不是将自我藏在审查、恐惧和禁忌之后。
我们长久以来都没有见过这样坦诚、怪异、肆意和无忧无虑的电影，因为我们被训练成了认为这是一种禁忌。
在电影《燃冬》的拍摄过程中，马来西亚导演陈哲艺曾经说过；
他觉得一种“可爱”的现象就是工作人员常常会问：“导演，这个能拍吗？”
这种自我审查的模式，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的创作过程中。
今年春节档最不像春节档的一部电影，《红毯先生》，尽管它试图走讽刺喜剧的路线，但是其内容的尴尬，却引人深思。
电影中的讽刺，实际上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明星隐婚、拍摄“大棉袄”题材的电影等等。
而当真正需要讽刺的时候，导演却选择了避而不谈。
我们的电影创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我。
徐纪周在《狂飙》中就有所体现，正派的剧情要经过11个部门的审核，而反派的部分则可以自由发挥。
这样，我们得到了真实的高启强，也有了符号化的安欣。
然而，这种在裂缝中寻找自由的喜悦，却又带给我们无法散去的惆怅。
因为我们的电影，本不应如此卑微。
电影，不应只是在裂缝中寻找生存的空间，它应当有更广阔的天地，有更深远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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