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守森
1963年9月9日，赵毅敏（中）陪同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廉斯
赵毅敏这个名字，现在并不为大多数老百姓所熟悉；但是，在延安时期，由于他的资深经历和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许多革命青年都熟知他、敬重他，尊称他为“赵大爷”。
其实，“赵大爷”原本不姓赵，他姓刘，叫刘焜，河南省滑县牛市屯人。1904年1月5日出生，1922年由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考入河北大学。1924年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因参与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冬被驱逐出境，经德国辗转来到苏联东方大学，与罗世文、向警予等中共知名人物同班读书，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他听过王明的报告，与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等有过交往。
1928年底回国，先在东北绥芬河共产国际地下交通站工作，专门负责接送来往苏联的中共干部。1930年赴沈阳出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代表省委连夜起草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史称《九一九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号召中国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的第一篇宣言。
1935年初，他又重返苏联，作为中共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改名赵毅敏。会后被任命为苏联东方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前身为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负责培训中共高级干部，曾与李立三、吴玉章、陈云、滕代远一起给学员授课，还曾动员李立三自讲“立三路线”，被后人传为佳话。
1938年底，赵毅敏向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任弼时提出要求，请求回国参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1939年1月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延安。从此，赵毅敏便在毛泽东的教诲和关照下开始工作。
赵毅敏被任命为鲁艺副院长，张闻天说，希望你去之后好好作一个报告。毛泽东则说，我劝你去了以后三个月不要讲话赵毅敏到达延安后，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正在开会，请他立即前往。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把赵毅敏介绍给毛泽东，并说：“我们已经决定让他到鲁艺负责工作，我已和学院讲了，他相当懂得艺术。”接着，张闻天对赵毅敏说：“希望你去之后好好作一个报告。”毛泽东听了之后，若有所思，随后意味深长地对赵毅敏说：“我劝你去了以后三个月不要讲话，不要作报告。要先了解情况，把问题搞清楚了再讲，要讲就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接着说：“知道你不是搞艺术的，但现在需要你去解决存在的问题，把教师团结起来。据说你能团结干部，待搞好了以后再调你的工作。”
赵毅敏对毛泽东的谈话一时还摸不着头脑。过不久，他在工作中接触到毛泽东的有关文章，知道上述讲话源于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一贯思想，要他不要下车伊始，就乱发议论。他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以及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了解到鲁艺内虽然聚集了像何其芳、刘伯钊、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舒群、沙汀、冼星海、吕骥等中国革命文化的精英，但内部也确存在着许多不团结现象，赵毅敏审慎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加以化解。
赵毅敏还很注意培养文化新人，他曾与同学院的政治部主任介绍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冼星海在鲁艺音乐系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成为整个延安时期的巅峰之作。
赵毅敏到鲁艺一个多月之后，再次见到了毛泽东，赵毅敏说：“主席，我去鲁艺前您对我讲的话，我照办了，没有作报告。以后我在工作中读了您的文章，才真正认识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现在，鲁艺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吃透，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看来，要作一个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报告，没有三个月的时间还真不行。”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1939年4月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时，毛泽东亲自与会，赵毅敏在会上作了报告，反映很好。毛泽东看到鲁艺一片兴旺团结的景象，心里十分高兴，遂挥毫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无疑是对鲁艺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赵毅敏说，鲁艺有的干部以没有经验为由不愿服从工作分配。毛泽东说，你问他，谁是学会革命来干革命的赵毅敏住在延安宝塔山北面的杨家岭，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有时毛泽东还找他去谈话聊天。
有一次，毛泽东问赵毅敏：“你说共产党员有什么能耐？”不等赵毅敏回答，毛泽东又说：“有错就改。改了才能取得经验教训，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就是能耐。”毛泽东进一步阐述道：“人能不犯错误吗？马克思、列宁就不犯错误吗？我看不见得。你仔细看看马列的手稿，常常一段一段地圈掉，改得很多。没错为什么要改呀？我写《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央许多人都看过手稿，改的地方很多，也是为了避免片面性。”赵毅敏十分赞同地点点头。
赵毅敏看到毛泽东谈兴很浓，便趁机汇报鲁艺工作中的一个难题，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赵毅敏说，目前鲁艺的干部以没有经验为由不愿服从工作分配，请主席指示如何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毛泽东略加思索地说：“你问他，他说谁有经验，叫他回答，我们谁是学会革命来干革命的？不都是在革命中学嘛！我们原来也不会打仗，谁打过仗，谁带过兵啊？那还不是带起来再学吗？都是在干中学，书本知识是间接性的。你说这个没经验，那个没经验，我们都没有经验。你不实践，经验能从天上掉下来吗？”
后来，毛泽东就这一问题还对赵毅敏说：“我们有些干部在分配工作时挑挑拣拣。他想象着要去的地方领导怎么好，同事怎么好，下级怎么好。这样的空想是要不得的。不要这么想，要多往坏处想：我的首长犯官僚主义，同事们都看不起我，下级也不服从我。多想想坏的方面，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会觉得还不错，还挺高兴。我们对整个革命事业也应当在坏的方面多做些准备，比如说，红军减少三分之二，党员脱党百分之六十，大多数人牺牲 ，准备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把这一切都准备好就不怕困难。坏的我们不欢迎，但我们不怕。这样，心里稳了，坏事来了就不张皇失措。我对革命也有两手：争取好的，不怕坏的。”
毛泽东的一席话语，使赵毅敏受益匪浅。有毛泽东的话给他撑腰，干部的分配工作好做多了。
毛泽东称赞道：“赵匡胤”带秧歌队下乡，跟老百姓一块跳秧歌，从此天下太平
赵毅敏在鲁艺工作一年之后，被调到中宣部工作。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创办了《解放日报》，接着参与创办了延安大学，后任中宣部宣传科长、副部长。1944年他办了一件事，令毛泽东大加称赞。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国民党部队对延安愈演愈烈的经济封锁，使延安农民的负担亦越来越大，老百姓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生活上却苦不堪言，逐渐对共产党产生了一些怨言，甚至不满情绪。鉴于这种苗头有可能危及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立即作出决定，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并要求革命干部放下架子，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巩固党群、干群关系。
赵毅敏清楚地意识到任务的艰巨性，并思考中宣部机关应采取何种让陕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扭秧歌。因陕北民间有每逢重大节日扭秧歌的传统，动员干部与老百姓一起扭秧歌，干群关系自然会慢慢融洽起来。但问题是：大多数干部认为扭秧歌太低俗，不愿意扭；许多当地老百姓则因为与干部有一层说不清的隔膜，也不愿意一块扭。
赵毅敏认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尽管粗犷，甚至有点“下里巴人”，但我们不能看不起，认为是落后的东西。实际上，在群众文化生活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热衷于搞那些洋歌剧之类的所谓“阳春白雪”，根本起不到教育群众、鼓舞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赵毅敏毅然决定动员中宣部机关干部和鲁艺的知识分子学习陕北秧歌，并亲自带队下乡与老百姓一起扭秧歌，时间一长，干群之间的那一层隔膜就慢慢消失了。
一次，赵毅敏得知安塞地区要召开劳动英雄表彰大会，就带领机关秧歌队与安塞老百姓的秧歌队一起扭，观看表演的许多老百姓也纷纷加入秧歌队扭起来，会场一片欢腾，老百姓称赞说：“还是共产党和咱们穷人心连心，咱们穷人不跟共产党跟谁？”回来后，赵毅敏将上述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了解到干部、知识分子搞文化下乡对于密切党群关系起了如此大的作用，很是高兴，说：“应当这样，不应该他们跳他们的，我们跳我们的，要打成一片。”
在一次大会报告中，毛泽东高兴而又幽默地说：“过去我们有些政策不对头，老百姓有意见，后来赵匡胤（指赵毅敏）带秧歌队下乡，跟老百姓一块跳秧歌，与群众打成一片，从此天下太平！”毛泽东号召：“每个机关都下去跳秧歌，都跳去！”
一时间，扭秧歌、打腰鼓、演秧歌剧在延安乃至各个根据地成为一种时尚。
1965年3月19日，赵毅敏（左二）在武汉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
北平和平解放后，赵毅敏对如何处置曾骂过共产党的旧文人一时拿不准，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包起来，无非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抗战胜利后，赵毅敏去了东北。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赵毅敏调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赵毅敏与市委书记彭真、第二书记赵振声（李葆华）一起进驻北平。
赵毅敏随市委一班人进驻原德国驻华大使馆后，立即开展各项宣传工作。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通过城外解放军与赵毅敏取得联系，表示要“唱全本最好的戏”以欢迎解放大军。赵毅敏对两位艺术家的义举表示欢迎，并很快安排他们进行演出。
赵毅敏当时最急迫的任务是根据毛泽东指示，尽快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他作为兼职报社社长，对报纸从编辑、印刷到发行都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办报伊始，版面由赵毅敏和市委书记彭真、第二书记赵振声负责审定，后来彭、赵工作忙了，就让赵毅敏一个人负责审定。赵毅敏常常和衣而睡，在睡梦中被叫醒审定清样，待审完签字后才能休息，搞得他疲惫不堪。没办法，他只好拉上时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邓拓帮忙，两个人交叉审稿。
赵毅敏作为市委宣传部部长，不能只把精力倾注到办报上，他要统盘考虑全市的宣传文化工作，如对原有的报纸、广播电台、学校需要采取什么具体政策，特别是对原有的知识分子如何正确使用和安置等，都必须考虑得慎密而妥当，以显示中国共产党管理大城市的高超艺术和宽广胸怀。
赵毅敏常常把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召集在一起，通宵达旦地进行民主讨论，制定具体政策和切实可行的办法。拿不准的问题要请市委定夺，重大问题还要请示中央。
赵毅敏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过去骂共产党骂得很凶的旧作家、旧文人，对这些人是继续留用还是弃之不用，他一时拿不准。于是，他与彭真等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的答复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他们要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得他们都有职业、有饭吃，无非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不能给人以共产党一来就造成一些人失业的不良印象。
赵毅敏和市委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指示，除对个别有极大罪恶的文人进行了必要处置外，对绝大多数旧作家、旧文人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使解放后的北平市呈现出一片安定祥和的新气象。
赵毅敏奉命随军南下，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等职。毛泽东到武汉视察，大发感慨说，中南海出官僚主义，你们的工作实在可羡慕啊1949年5月，赵毅敏奉命随军南下武汉，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后，又兼任文化部部长、长江日报社社长等职。这一时期的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第二书记是邓子恢，第三书记是叶剑英，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和武汉、广州两市。赵毅敏在这样的大区担任宣传部部长，无疑为他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大舞台。
赵毅敏决定在武汉兴建一个大型的实验剧场，包括歌舞、乐队、话剧排练场，舞台、美术设计室及职工宿舍、食堂等项目在内。但在丈量地皮之后，面积之大令具体的项目负责人感到吃惊，担心财政方面拨付不了这么多经费。赵毅敏说：“武汉系中南首府、华中大都会，从长远看，这还不算大。”1952年工程完工之后，这里成为全国一流的文化建筑，令各地文艺团体羡慕不已，也成为外宾参观武汉的一个重点单位。
赵毅敏十分爱护和信任文艺家。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和张君秋在香港要求返回大陆。但马连良因在香港负了债，把家底儿全部卖光了还差一亿元（旧币），托人向中南行政当局捎信请求借钱还债，并保证回内地后如数偿还。
有的人认为，马连良有抽大烟的坏毛病，人民政府不能给他个人借钱还债。赵毅敏解释说：“这样的人虽有些毛病，但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我们把他们改造过来，他们不是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吗？台湾方面曾几次写信请他赴台他都不去，而愿到大陆来，单凭这一点，就证明他有一定觉悟，就应该借给他钱！再者说，培养一位好演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每一位演员都能成为出色的演员，借给他钱，值！”赵毅敏亲自找中南局财政部部长杨少桥做工作，及时借给了马连良一亿元钱，使马连良和张君秋都顺利地回到了武汉。
此后不久，赵毅敏还通过多种渠道，促使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从香港返回大陆。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当时在西安从事演出活动的常香玉，要求到中南六省组织巡回演出，以便为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赵毅敏对常香玉的爱国之举非常支持，遂通知六省有关部门组织巡回演出。演出结束后，常香玉果然将演出收入捐献出来买了一架飞机，名曰“香玉”号，由此常香玉名扬四海。
同时，常香玉也对中南地区产生了浓厚的感情，表示愿意留在中南，不再回西北。赵毅敏闻讯，耐心地给常香玉做解释工作，同时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通报常香玉在西北演出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请求协调解决。赵毅敏主动送常香玉回到西北，习仲勋责成有关部门敲锣打鼓欢迎她，并请常香玉担任了豫剧院的院长。
在此前后，京剧著名四小名旦之一赵燕侠亦赴武汉为军民演出，但因赵燕侠为抗美援朝捐款少，被中南报纸指责“为富不仁”。赵毅敏闻讯后立即予以制止，明确指出，捐款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人家的钱是凭自己的演出艺术挣来的，又不是剥削，决不能一看人家钱多，就认定是资本家，就“为富不仁”。
赵毅敏发展中南文化事业的几大板斧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得到了中南文化知识界的一致好评，也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当毛泽东巡视武汉，了解到赵毅敏和他的同事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感慨地对赵毅敏等人说：“中南海出官僚主义，你们的工作实在可羡慕啊！我在下边跑了一圈，其实好多好的主意都不是我的意见啊，是下边的意见，我把它综合起来了。
1956年底，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提出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理论刊物，试图作为控制兄弟党的手段。毛泽东点将赵毅敏，赴布拉格应对苏共的挑战1954年夏，中南局撤销，赵毅敏调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中共中央国际指导委员会副书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分别协助王稼祥、陈毅工作，有时还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他主要职责是负责中国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友好交往。
1956年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致函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由苏共牵头，以一批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名义出版一份理论杂志《在和平和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认为当时国际共运已显示出尖锐分歧，办一份刊物不仅不可能起到推动各国革命运动的作用，还有可能成为苏共从理论上控制兄弟党的工具，但是，为尽可能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大局，中共只好表示同意创办这个刊物。
苏方提出要中方派人担任副主编，赵毅敏向中央建议，鉴于当前国际共运的复杂情况，以担任编委为宜。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遂向苏共作了通报。
1958年3月7日至8日，杂志创刊会议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1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赵毅敏随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参加了会议。会议将刊物性质界定为理论性兼报道性，正式名称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
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有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人前去参加编辑工作，拟订了一个名单，报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点了赵毅敏的名，并将这一意向随即告知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1958年5月5日至23日，赵毅敏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8年6月，赵毅敏和夫人凌沙等六人先后乘飞机前往布拉格赴任。
果然不出赵毅敏所料，每逢编辑部开会，都要发生理论上的争论，内容之广，几乎涉及每一篇拟发的文章。而苏联主编作风霸道，自作主张，常常引发论战。如中国的文章不得出现“人民公社”的提法，他们认为苏联没有先例，不属于他们认定的所谓社会主义的范畴，只让提“大合作社”。赵毅敏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在非原则问题上，尽可能尊重兄弟党同志的意见，赢得了许多兄弟党的尊敬，在实际中起到了副主编的作用。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国际共运发生更大分歧，中苏关系更加恶化。苏共对《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控制得更加肆无忌惮，甚至编发了攻击兄弟党的文章。1962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以赵毅敏的名义致函杂志编委会，指出，鉴于该杂志已沦为苏共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工具，中共不能再对该杂志负任何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不久，先期回国的赵毅敏电示所有中国编辑人员撤回国内。
1962年，苏共和追随它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国党的围攻愈演愈烈。这一年，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相继召开了代表大会。意共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中共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因他当时尚在布拉格，便径直抵达了罗马。当他获悉意共在大会上要公开指责中共后，立即电告中央，请示如何应对，中央电示应旗帜鲜明地批驳苏共和它的追随者。赵毅敏连夜对发言稿作了修改。在大会上，他义正辞严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运的意见，并针对意共的指责进行了有力回击。由于赵毅敏话锋犀利，观点鲜明，立即招致了一些追随苏共的其他共产党代表团发言人的攻击。但赵毅敏正气凛然，毫无惧色，赢得了不少意大利共产党员和工人的好感，请他签名留念的络绎不绝。当他参观意共报社时，工人们甚至打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来欢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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