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和大屠杀无疑是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最大耻辱，正如著名学者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言：“集中营是迄今为止已经付诸实践的最为彻底的生命政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权力直接面对纯粹的生命，没有任何中介加以缓冲”。集中营是极权主义的罪恶渊薮，在这里，统治者彻底剥夺了被关押者身上所有“人之为人”的属性，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人的生命被任意剥夺，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称为“死亡加工厂”。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构建立、用来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江西上饶集中营、重庆渣滓洞、白公馆、贵阳息烽集中营是四大法西斯集中营。但人们对息烽集中营却知之甚少。2023年，著名作家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炼狱：1938—1946息烽集中营》首次以史学家的严谨和文学家的细腻揭露了息烽集中营“仁爱和平”外衣下的罪恶历史，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这座人间地狱里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卓越不凡的斗争艺术，在善与恶、正与邪、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较量中塑造了革命者的光辉群像，讴歌了黑暗炼狱中永恒闪耀的人性光辉。《炼狱》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最生动的教科书，也是最有料的营养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历史事实却被淹没在时间的尘埃里而被忽略甚至遗忘。息烽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一所专门囚禁共产党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秘密监狱，也是国民党在全国设立的集中营中规模最大、管理最严、级别最高的秘密监狱，从1938年11月设立到1946年7月撤销，先后共关押1200多人，其中600多人被秘密杀害或折磨致死，400多人下落不明，72人转押重庆，仅100多人被释放。然而，人们对这样一座“人间地狱”却知之甚少，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息烽地处黔中腹地，偏僻闭塞，人口稀少，境内地形地貌复杂，峰丛、洼地、溶丘、溶洞、暗河、漏斗甚多，便于隐蔽；二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严禁当地老百姓接近营地，且行事极为诡秘，外界很难知晓集中营的实情，能最大限度地隔离外界探查, 有效掩盖集中营里各种惨无人道的真相。正如艾德曼 (Marek Edelman) 所言——“彻底的隔绝、 封锁外界的舆论和切断外界的联系。”1946年军统头目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后，国民党军统组织被撤销，息烽集中营被注销，相关档案几乎全部销毁，留下的只有部分幸存者的点滴回忆和极少实物与实证。最关键的是第三点，息烽集中营的空间伪装术极其高明，极易混淆视听、颠倒是非。集中营对外挂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军统内部称为“大学”，集中营的监房不称“监”而称为“斋”，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加上“特斋”共九个监号，其中“义斋”为女监狱，关押在这里的人不叫“犯人”而叫“修养人”，将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天然溶洞命名为“妙洞”。“如此文雅的称谓，再加上行辕名称，故一般路过息烽集中营的人还真以为这里是什么保密的高级机构，哪知它其实是一个披着漂亮外饰的‘魔窟’。”息烽集中营的空间伪装术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如出一辙，“纳粹从未让任何囚犯在处死之前就意识到毒气室、 焚尸炉、 医学实验室这样的空间存在, 他们甚至会竭力将集中营装扮成普通的日常空间。”“奥斯威辛主营地就像个小镇。这里有八卦新闻, 甚至有个菜站。有食堂、电影院, 还有一个定期举办演出的剧院。”“在营地侧墙的平台上, 我们修造了一座假车站。在附近营地的墙上, 挂着候车室、 小卖部、 售票处等伪装的标志。我们还伪造了很多指示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 我们还假造了一所医院。”纳粹分子与国民党军统特务之所以要费尽心思进行空间伪装，恰恰体现了他们的怯懦、虚伪和狡猾，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为了弄清息烽集中营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弄清集中营8年间到底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何建明曾3次到息烽集中营实地调研采访，向当地百姓、工作人员、党史专家学者等进行深度访谈，调阅民国时期的《息烽县志》，并到重庆、武汉、南京等地的档案馆查找原始档案，通过大量调研采访和史料查阅辨析，获得大量珍贵的一手材料，终于揭开谜团，息烽集中营的罪恶历史“浮出水面”，其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手段之残忍卑劣令人发指。尤为难得的是，通过细致的钩沉索隐，何建明发现了“红岩”英烈与息烽集中营的密切关系：息烽集中营就是多数“红岩”烈士们英雄事迹的发源地和磨就地，是“红岩精神”的主要诞生地。息烽集中营在1946年7月被国明党政府注销后，韩子栋、许晓轩、杨虎城、车耀先、罗世文、黄显声、宋振中一家等72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由被转移到重庆歌乐山，他们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时间比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的时间长得多，他们中的韩子栋、许晓轩、宋振中等人正是小说《红岩》中的华子良、许云峰、小萝卜头等人物形象的原型，他们在息烽集中营对敌斗争的经验和事迹铸就了“红岩精神”。
“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然而，“学史”的前提“明史”，即首先要探索历史的奥秘，解读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何建明以史学家的严谨细致钩沉索引、拨云见月，不仅弄清了息烽集中营的来龙去脉，更深刻揭露了息烽集中营“仁爱和平”外衣下的罪恶历史。全书在文字表述之外，辅以大量图片，这些图片和关于图片的说明文字作为“副文本”成为整部著作的构成性要素，不仅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视觉冲击力，更是《炼狱》这部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真实性的有力佐证，而真实性恰恰是形成报告文学艺术生命力的基础和前提。
息烽集中营的罪恶历史是一部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血泪史，也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国民党军统特务对在押人员从生活上虐待、精神上折磨、肉体上摧残、经济上剥削，企图瓦解革命者的钢铁意志，强化其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然而，无论敌人的手段多么残酷卑劣、阴险狡猾，都无法动摇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对党的无比忠诚、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信仰，他们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和机智灵活的斗争技巧让敌人望而生畏、闻之胆寒！
韩子栋是小说《红岩》中的中重要人物“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他193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受党的委派,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当卧底。他在“蓝衣社”建立情报网，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4年11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渣滓洞、白公馆等11所监狱，长达14年之久，其中在息烽集中营关押8年。敌人对他进行了各种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不动摇，严守党的机密，咬定自己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蓝衣社”成员，让特务无计可施。他十多年如一日以“疯子”身份为巧妙掩护，与狱友罗世文、车耀先、徐晓轩等在狱中建立中共“秘密支部”，并担任支部委员，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面对集中营无休止的煎熬，韩子栋不是没有想过自杀，但他最后否定了。他认为：自杀等于变相地放下政治武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各种考验，即使是敌人的刺刀与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时，也要表现出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与蓬头垢面、目光呆滞、装疯卖傻的韩子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我党秘密党员、国民党抗日名将黄显声将军，他在息烽集中营被关押了整整7年，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秘密党员的身份。即使置身“魔窟”，他也依然保持着装笔挺、皮鞋锃亮，每天准时跑步、打拳、练功、练字、看书，他以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和豪不气馁的坚定信念成为照亮狱中难友苦闷压抑心灵的一束光芒。他一身正气、气宇轩昂、威武庄严、侠肝义胆、重情重义，他对敌斗争不卑不亢、有礼有节、有勇有谋，是息烽集中营狱友心中的“定海神针”。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秘密党支部和广大难友做了许多别人无法替代的巨大贡献，在改善生活条件、争取自由和尊严方面方尤为突出。他身在囚室，胸怀天下，他劝勉难友要做到“虎入笼中威不倒”，这句话成为大家相互安慰和战胜自我的“金句”。他曾有多次逃离“魔窟”的机会，但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则是为狱友着想，他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部分地缓解压在他们身上的绝望和痛苦”；二则是他早已将个人生死和名誉弃之不顾，只想对得起抗日大业、对得起国家。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一代抗日名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荒野之中。生命终止，风骨永存！精神永在！
集中营里的对敌斗争，不是简单的“冲锋”与“牺牲”，更要讲究都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以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罗世文为核心的狱中秘密党支部运筹帷幄、认真研判、精准施策，以高超的斗争智慧和巧妙的斗争策略，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特务搞的“连坐法”“体罚式生产劳动”“温水煮青蛙”等阴谋诡计，争取到减轻劳动强度、增加劳动收入、延长自由活动时间等权利，力所能及地维护了狱友们的自由和尊严，还将《复活月刊》、图书室等国民党特务建立的反革命思想文化阵地巧妙地转化为传播革命思想情感的文化阵地。在不失党性原则及人格立场的前提下，狱中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以不同文体形式积极撰文投稿，交流知识和生活，委婉含蓄地抒发革命情怀和斗争精神。其中，张露萍烈士的抒情诗《七月的石榴花》是典型代表，诗中写到：我们在血海中新生／我们在血海中迈进／今天／胜利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流血／去争取前途的光芒！如此富有革命激情和坚定信仰的诗歌，抒发了“魔窟”中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心声，同时也深深感染和影响了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蒋介石侍卫官侯仁民，促使他最终摆脱反动集团、投向革命阵营。几十年后，侯仁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深情地说：“张露萍烈士拯救了我的灵魂，使我同国民党的阵营决裂，走上革命之路。我至今深深地怀念着她。”可见张露萍巨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张露萍巨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来源于她娇美的容颜、纯美的笑容、美善的心灵和卓越的才华，更来源于她火热的革命激情、坚强的革命斗志和睿智的斗争智慧，她如盛夏的石榴花一般光华灿烂、灼灼其华，她短暂的一生是青春的传奇，更是革命的传奇。
“通过文学揭开一些被历史尘埃湮没的共产党人的光芒”是何建明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动力和宗旨，多年来，何建明念兹在兹，孜孜矻矻，用心用力用情为革命英烈立传，尤其是为被历史尘埃湮没的无名英烈立传。从《忠诚与背叛》《革命者》《雨花台》到《炼狱》，每一部作品都塑造了一批感人至深的革命英烈形象，他们个性鲜明、形象迥异，但由内而外散发的革命者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他笔下的革命者群像既有气象万千的个性特征，又有始终如一的共性禀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在浩瀚的党史资料和革命史志中留下片言只语的简单介绍，更有一些人因革命需要而隐姓埋名、不为人知。在挖掘掌握大量真实可靠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何建明运用他稔熟的小说笔法，恰当采用“以文运事”的“史传笔法”，将纪实与虚构有机融合，在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巧妙迂回穿越，在粗线条的真实历史框架中合理填充跌宕的情节、生动的场景、隽永的细节、个性化的语言和精准的形象描绘，使血雨腥风、艰苦卓绝的革命故事与顶天立地、光照日月的英烈形象相融相生、相谐相长、相得益彰。《炼狱》集悲壮与热烈、沉痛与激情、恢弘与细腻于一体，再一次彰显了何建明革命历史叙事的思想深度、精神力度和审美品格，具有巨大的思想震撼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信阳师范大学教授沈文慧
图片：徐其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