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轻美丽到年迈领悟，沈太太只是将她乌黑的长长辫子盘在后脑勺上。周围的人来人往，宛如幻影般穿梭，最终却没有一个人能与她心心相印。
沈太太曾经花费大半辈子的时间苦等丈夫归家，期间她独自抚养两个儿子，经历了类似民国时期的丧偶式育儿。
同时也与大儿媳妇暗暗角力，彼此相爱相杀地度过了儿子二人不在的日子。
这位女性一生都被困在丈夫的家中，日复一日地受到男权观念中的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年复一年地沉浸在封建社会灌输给她的三从四德之中。
她从一个媳妇变成了婆，却并未得到任何作为"佛"的愉悦感。
一切因果皆是报应循环，相互交织缠绕。
假若说顾太太是有意促成男权统治的执行者，那么沈太太就是在无意之间成为了男权的受害者。
在沈太太的各种身份中，无论是作为正妻还是婆母，她都展现出了极度的坚韧，在每一步都努力不让自己在他人面前失态。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社会给她带来的各种委屈，但最终却选择留在这个环境中，将自己的经历一再投射到他人身上，以此来报复。
令人遗憾，令人心痛。
沈太太在空荡荡的老公馆里听到回声，寂寞感挥之不去。
世钧时常回忆起过去，母亲总是在黄昏时分穿着一身素缎旗袍，站在门前迎接父亲下班回家。
起初，父亲还会在余晖中走进家门；渐渐地，他回家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最后，他干脆在外面另立了一个家。
从此以后，沈太太住的地方被称为老公馆，而新来的姨太太住的地方则被称为小公馆。
沈太太一向自认为是正妻身份，从未愿意去小公馆，害怕在妾室滕氏面前失去面子。
这种高傲自持的态度，除了对妾室滕氏身份和行为的鄙视外，更多的是因为她感到婚姻缺失而缺乏底气。
在她丈夫外出玩乐的时候，她忙得不可开交地照顾着两个孩子；在大儿子早逝后，她独自承担起家中大小事务。
在翠芝讥讽世钧的时候，她告诉儿子，爷爷白手起家做毛毛匠并没有丢人之处......
在每一件事情中，沈太太都展现出坚强的形象，她生怕别人会轻视她这个家庭的主事者。
没有了自己的丈夫陪伴在身旁，沈太太甚至不敢大声称呼自己是"太太"。
她一年中最期盼的事情，莫过于过年时能够与丈夫一同拜访亲朋好友。
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能感到自己真正是合法的沈太太；也只有那时，她才能抒发一年来在胸中积压的情感。
沈太太心中认为男人高高在上，女人应该绝对服从。
无论沈啸桐在外面纳了多少小妾，或者亲兄弟带着丈夫去了多少次烟花之地，沈太太总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男人不休了自己就行。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沈太太毫无疑问地无法理解民国时期的离婚政策。一个能够妥善管理一整座大宅院的女性，又怎么会缺乏能力呢？
然而，沈太太却偏偏相信男尊女卑的错误观念。
沈太太度过了一辈子的等待和思索，最终在丈夫弥留之际成功将他盼回家。
此时，因病卧床的沈啸桐无法自立，但仍给老宅带来了久违的喜悦：搁置已久的字画被挂了出来。
铺设起厚重的地毯，全新的窗帘和自制的腌笋也一一摆放整齐。
以前每当沈太太提起沈啸桐时，总是带着忧郁的表情，但一旦丈夫回家，她却欢颜笑容。
这种对比暗示了张爱玲对封建社会中女性的讽刺：她们通常在丈夫面前卑微地生活，经常借着丈夫的宠爱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并以丈夫的情绪作为自己快乐的源泉。
在不公平的婚姻关系中，她们努力“奉献”自己。也许在沈太太年幼时，这种观念就已经根深蒂固，无法动摇。
回忆起，沈太太想起以前老公馆里钟声总是在下午六点响起，在空落落的屋子里回响。
夕阳余晖映射在对面的玻璃窗上，也在这时刻刺痛了她的双眼。看，这光线是多么刺眼，居然让沈太太不禁掉下了两行泪。
沈太太的羞愧来自她未能得到封建社会的认同，这种情感倾注在幺儿身上。
沈太太从未展现出真正的坚强。
沈太太，就像丧失了丈夫一样，经常在孩子们面前哭泣，述说着自己在经营家务上的辛苦和丈夫不在家的委屈。
这么多年来她独自一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子，早就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她总是要求两个孩子无条件听从她的意愿，一旦有分歧就会板起脸。
世钧童年时的记忆阴郁而沉重，他和哥哥经常不得不向那位常常大哭大闹的母亲道歉，即使并不是他们的错。
沈太太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从两个年幼的孩子身上得到她在丈夫身上失去的“宠爱”。
在沈太太的看法中，一个女人只能嫁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对她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她在婆家、娘家，甚至是其他女性之间的地位。
沈世钧长大后，对家里那种诡异的气氛感到非常害怕，尤其是在哥哥去世后，母亲对他施加的压力让他感到无法承受。
即使他独自前往上海工作，家里的电报和信件仍然源源不断地传来。
沈太太长期深藏压抑的情感，她常常通过不断寻找寄托来宣泄。
而当幺儿回家后，她只会想着给儿子做皮大衣，却连一件披斗篷也不肯为孙子做。
沈太太常常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孙子发脾气，每次大声斥责都让小健感到害怕。
与沈太太一样寡居的大儿媳，看到了沈太太寂寞的生活，不禁把自己的儿子当成情感的宣泄对象，与自己的命运产生共鸣。
归根结底，沈太太渴望的只是一个男人而已。她下意识地感觉缺少男性的陪伴使得她的婚姻有所不足。
她频繁地寻找寄托对象，其实反映了她对自己女性身份的不确定感：她似乎认为没有男人，女人怎能变得坚强呢？
沈太太把世钧视为她的心灵支持，也是她在"夺夫大战"中扭转局势的关键筹码。
不论是宣泄情感，还是全面筹办婚礼，沈太太的举措更多地是为了争取儿子的支持。
沈啸桐的皮货店终将由世钧接手经营，那时，即使小公馆的太太再怎样霸占丈夫，她也无法动摇老爷子手中绝大部分的财产。
当世钧真正成为家中掌权者的那一天，沈太太自然地便由亲生母亲凭借着儿子的尊贵地位，成为了真正的“沈太太”。
而曾经让姨太太代替自己出席他人婚礼的情况，毅然不再会再次发生。
在封建观念中，无论是无法抓住丈夫的心，还是被妾室踩在脚下，都会招致他人的嘲笑。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我们的沈太太一生都笃信“三从四德”，却陷入了这两种境地。
她前半生的眼泪，不仅仅是对丈夫的怨恨，更是作为合法妻子却失去了相应社会地位时的羞愧。
当丈夫回家的那一天，平时一向吝啬的沈太太却突然慷慨地给了佣人们加工资，她希望其他的女人也能看到，幸运终于降临到了沈太太身上。
在对待女婿妇女不当的背后，隐藏着一位女性长达二十多年无法宣泄的委屈。
沈太太与大儿媳之间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微妙。
世钧在家时，大儿媳常因婆母偏袒小叔子而感到不满，导致两个女人经常产生口角和矛盾。
而世钧离家后，这一老一少的两代寡妇竟然再也找不到任何争吵的理由，反倒是活泼可爱的小健经常成为她们和谐相处的纽带，给她们带来欢乐。
在沈太太看来，她的儿子一直在上海长年累月地工作，所以她经常需要准备一些药材和食物给他。
而她年轻的儿媳总是抱怨着腰疼，甚至没有病痛也不去请医生诊治，这不仅省钱还能增强免疫力，何乐而不为呢？
沈太太对自己生的孩子百般呵护，而嫁入门的媳妇却被视为应该被榨干每一滴利益。沈太太精打细算，是封建婚姻观的受害者。直到今天，许多已婚女士都能在沈太太身上看到自己婆婆的影子。
沈太太和大儿媳方氏之间一直存在着积怨，在这座宅院里，这两个女人一直保持着势均力敌的状态，直到石翠芝加入之前。
当时，她们都相信新媳妇石氏会成为她们各自的助力，毕竟石氏既是沈太太的嫡亲表妹，又是大儿媳方氏早年的挚交。
三位女性之间的妯娌大战和婆媳之争一直在不断上演，然而事情并未朝着任何一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里出现的问题都是封建思想侵蚀下的后遗症。
沈太太对大儿媳的叛逆感到非常不满，她觉得大儿媳一点也没有学会“逆来顺受”和“谦让长辈”等所谓的“优良传统”。
反而，在婆婆的“谆谆教导”下，大儿媳将这些陈旧的婚姻观念原封不动地传给了翠芝。
而长期生活在优越环境中的二儿媳，又怎么可能听从表姐的这些胡言乱语呢？姐妹之间的关系因此而产生了隔阂。
沈太太和二儿媳正积极地合作对付大儿媳，却意外发现二儿媳并不像对待自己至爱的幺儿那样关心大儿子。
由此，她产生了儿媳每日欺负儿子的臆想，于是立即与翠芝产生了矛盾。
她认为自己嫁入沈家后，必须无条件地为丈夫提供服务：方氏尽管经常与她争吵，但毕竟还是规规矩矩地遵循大儿子的规矩。
而那位二儿媳妇，凭借着娘家的背景，竟然敢享受儿子心甘情愿的退让，这简直不符合一个女人的应有之责。
沈太太看来，女性根本不配获得丈夫丝毫尊重，她认为这是逾越了界限。
可怜的是，沈太太把她的幺儿视为自己的情感寄托，然而她无奈地看着儿子对待媳妇温柔体贴，而她却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更令人气愤的是，她在婚姻中受到男权的压迫，却任由自己被灌输的陈旧价值观所束缚，最终成为了男权的帮凶。
显然，沈太太年轻时也曾受到过这样的婆家训导，现在轮到自己做婆婆了，但她却无法表达出内心的不满，感到很委屈。
沈太太在《半生缘》中始终秉持着封建思想，成为了一个深受其害的女性。
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悲剧的根源，反而不惜助长那吞噬人性的礼教，一同伤害着下一代女性。
她认为丈夫的错行源于小公馆里的狐狸精的诱惑，因此对他并不完全怪罪；她视儿子为自己的情感寄托，毫无保留地呵护着他。
她认为儿媳只是免费的劳力，却忘记了自己也曾经历过同样的艰辛。
沈太太是许多古代女性的一个缩影，她继承了前辈女性传承下来的三纲五常的理念，然后又传授给了下一代，从未质疑其中的缺陷。
这种代际传承，正是对中国女性的一种煎熬：男性权力将摧残女性思想的权利，交给了女性，她们一代一代地为他们自己奴役。
封建思想的存在是旧社会痛苦的根源。
尽管新时代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女性的幸福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