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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河南滑县有一个村子盛产白马。某天，一位村民挑选了两匹上好的白马进行繁殖。然而，公马却始终不愿与母马交配。后来村民发现，原来公马竟然是母马的孩子。有位村民，灵机一动，用眼罩蒙住了公马的眼睛，使两匹马完成了交配。

当揭开眼罩，公马发现自己与母亲交配后，情绪激动，竟撞墙自尽了。村民感念公马的举动，便将村子改为“白马墙村”，这便是“马不欺母”。这个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同时还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动物们是否真的能像传说中的白马一样，可以避免近亲繁殖呢？

“马不欺母”的故事是否真实，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动物界里，为了确保基因多样性和后代健康，动物们的确有一套“近亲规避机制”。

例如，北美洲的白足鼠和田鼠在性成熟后，都会离开出生地，去新的地方寻找伴侣，以有效避免与近亲交配。

有科学家曾做过实验，把两只刚出生，有血缘关系的田鼠分开，待到性成熟后再令它们“不期而遇”，这时它们依然可以辨认出近亲避免乱伦的发生。

有些动物则依靠气味识别亲缘关系。科学家们发现，青蛙可以通过身体上的气味辨认出哪些同类具有过于相似的基因，从而认出谁是“同窝的兄弟姐妹”，以此选择避开近亲。同样，蟋蟀也展现出类似的行为，依靠气味来避免与近。

另一些动物则依靠行为和习性来避免近亲繁殖。比如大草原上的狮子，当小雄狮性成熟后，都会被逐出狮群，它们必须依靠自己去寻找新的领地和雌性。这种行为一是为了避免有限的资源争斗，二是为了防止近亲交配和基因扩散。

狮群中，如果狮王是某些雌狮的生父或是兄长，那么雌狮的性成熟期就会明显推迟，等待与之没有血缘关系的狮王出现；反之，如果一位外来雄狮占据王位，雌狮的性成熟期就会提前。

可见，动物界也是存在一定底线的，并不是完全地“六亲不认”。

自然界中存在讲“伦理”的动物，自然也就存在不讲“伦理”的。比如全年都在发情的兔子。在兔子种群中，父女，母子，兄妹之间近亲乱伦非常常见，根本不会存在什么伦理道德。驱动它们交配的只有繁殖的欲望，所有的价值观在繁殖面前都要让路。

有时遇到特殊情况，讲“伦理”的动物为了种群延续，也会变得不讲“伦理”。1962年，东非草原因为暴雨爆发了洪水。灾难过后，一个狮群只剩下了10只幸存者，一只雄狮，9只雌狮。

在暂时遇不到“外来狮”的情况下，狮群也学会和兔子一样，吃起了“窝边草”进行自我消化。可见，对动物来讲，基因延续才是排在第一位的。

除了“自发”乱伦的兔子外，很多时候，人类也会刻意让动物进行近亲交配和回交。这是一种育种方式，目的是为了保留和强化某些特定的优良性状。比如用来培养出具体特定性状的宠物，或者保持宠物品种的纯正性和性状的稳定性。

例如，哈士奇的蓝眼睛和边境牧羊犬的高智商，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固定下来的。无毛猫和“折耳猫”这类品种也是特定繁育的产物。

由于基因多样性受限，这种繁殖方式给宠物带来了严重的遗传缺陷和健康问题。“折耳猫”就是受害者之一，它们的“折耳”是由于软骨病所致，一生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同时还常常伴随心脏病和其它遗传病的折磨。

在人类社会中，乱伦是一种强烈的社会禁忌，而这种禁忌不仅仅是文化的产物，更是一种生物学上的本能。

上世纪中叶，人类学家玛格丽·沃尔夫曾在台湾地区，对民间“童养媳”的婚姻状况做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童养媳夫妻的离婚率高达高达24.2%，普通婚配的夫妻离婚率却只有1.2%，而且童养媳夫妻的生育率也比其他夫妻低30%。

同时童养媳的夫妻出轨率也更高，而且他们互相都毫不在意。尤其是丈夫，在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下，却很“大度”地容忍妻子给自己戴绿帽子，丝毫不以此为耻辱。按说两人从小生活在一起，感情应该更好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种现象可以用“韦斯特马克效应”来解释，即就算两位异性不存在血缘关系，但因为从小生活在一起，心里就会不自觉地将对方当成“血亲”，双方不仅不会相互吸引，还会产生“乱伦厌恶”。这种效应被认为是人类避免近亲繁殖的一种自然机制。

这是人类在进化中，迫于自然压力而获得的一种适应机制，以此来避免近亲婚配导致的具有基因缺陷的后代。

尽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处理近亲繁殖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方式，但其核心目标都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健康。无论是动物通过自然选择进化出的行为，还是人类通过文化和法律建立的禁忌，都是为了避免基因缺陷和确保种群的延续。

在认识到这些机制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人类在动物育种和保护中的行为。近亲交配和回交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带来特定的优良性状，但也可能带来严重的遗传问题和健康风险。我们应更加科学和谨慎地对待这些行为，在平衡人类需求的同时也要兼顾到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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