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张震和刘伯承，两人在战争年代交集并不多，抗日战争初期张震一直在山西地区从事统战工作，而刘伯承所率领的129师当时也是在山西活动，这一时期两人有过少量沟通。

新四军成立后，张震被调往了第四支队第8团担任参谋长，成为了彭雪枫的得力助手。解放战争时期，张震一直在华野任职，而刘伯承一直统领中野，所以两人基本没什么交流。

真正让两人关系日益密切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1954年，张震进入了南京军事学院钻研战役学，此时刘伯承刚好是军事学院的院长。

在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张震对军事理论的研究日益精湛，因此被刘伯承留在了军事学院担任教员。

在一次谈话中，刘伯承提到了自己的老搭档：“你说小平同志从来都没上过军校，为什么他总能打胜仗呢？”面对刘伯承的提问，张震竟然一时语塞。

不知大家是否记得《亮剑》中的这样一个情节，主角李云龙在被派往军事学院学习时，不耐烦的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打仗还用学？老子一天军校没上过，照样打胜仗。”

我军的众多高级将领中，大多数都没接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比如后来被授予元帅的十人中，只有刘伯承、林彪、徐向前有过在正规军事学校学习的经历，剩余七人要么就是在地方性的讲武堂进修，要么就是干脆没在军事类的学校学习过。

至于上军校是否有用，当时很多人和李云龙抱有同样的想法。自1927年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来，人民军队无论是在面对国民党顽固派还是侵略者，都是胜多败少。

乍一看，打仗这门学问还真不是在课本上能学透的，毕竟那些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各个都曾接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但败得依然很彻底。

但是，党中央并没有被曾经的胜利冲昏头脑。朝鲜战争给了我军一个深刻的教训，虽说我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战争的烈度越来越大，现代战争讲究多兵种协同作战，尤其是对于炮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的使用，正在朝着更加精确、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仅仅依靠几个战术穿插就能够取得一场战役胜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我军的作战模式长期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才真正开始与敌人进行常规模式的作战，所以我军对现代战争的概念并不熟悉。在朝鲜战争期间，我军指挥官在战场上已经暴露出了专业知识不足的弱点。

新中国成立后，张震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几乎朝鲜战争的每份作战报告他都会过目，战争后期他本人也赴朝指挥了多次战斗，在与美军的较量中，张震深刻的认识到了在军官队伍中普及军事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张震从朝鲜回国后，主动申请前往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由于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是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彭德怀一直舍不得放他走，在张震再三请示下，彭德怀才在申请表上签字。

当时中央军委之所以让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主要是因为他是我军高级干部中，接受正规军事教育含金量最高的一位，早年曾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

无论是军事理论知识，还是战功资历，张震都对刘伯承佩服的五体投地。再加上军事学院里，张震的表现十分出色，两人交往比较密切。

三年的学习生涯转瞬即逝，张震也即将返回部队。临走前，刘伯承找他谈话：“你愿不愿意继续从事军事教育类的工作？”

张震本意肯定是想回到部队继续工作的，但刘帅的真诚让他改变了想法。刘伯承之所以想把张震留在军事学院，正是因为他对于张震的学习态度十分肯定。

1957年时，刘伯承的视力已经出现了问题，虽说名义上是军事学院的院长，但基本已经退居二线，然而军事学院的工作不可松懈，所以他希望找一个真正重视学习的人接替自己的工作。

就这样，张震从一位学员，变成了副院长，六十年代后，张震又被提拔为了院长。

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时，张震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军事类书籍，即便身为院长，有些理论课他依然亲自讲授。

张震担任军事学院的副院长后，经常去刘伯承家中做客，一来是为了看望一下老首长，二来是为了请教军事理论知识。

学无止境，对于一个真正热爱学习的人来说，他的世界似乎永远充满了未知。每次来刘伯承家中，两人都会有聊不完的话题。

1957年的一个上午，张震还是和往常一样，来到刘伯承家里探望。两人从苏区时的反“围剿”战斗聊到了刚刚结束的解放一江山岛战斗，两个兵痴一聊到打仗的事便停不下来。

转眼间，已经到了午饭的时间，张震看了一眼手表，准备起身与刘伯承道别，汪荣华走进屋内，拍了拍张震的肩膀：“留下来一起吃饭吧，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原来两人谈话期间，汪荣华早已备好了一桌丰盛的午餐，刘伯承也兴奋的说道：“甚好，甚好，我们边吃边聊。”张震连连推辞，但老领导盛情难却，于是他便留了下来。

在餐桌上，刘伯承主动提到了自己的老搭档邓小平：“我和小平同志已经分开好几年了，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

“去年9月份刚刚当选的中央委员，据说过几个月之后要和毛主席同行访问苏联，院长为何突然提起小平同志啊？”张震不解的问道。

刘伯承神秘的说道：“你知不知道，邓小平从来都没上过军校。”

“是啊，你们这批老革命，很多人都没上过军校。后来他到地方工作了，所以就没有必要进入军校学习了，这很正常。”张震显然没有领悟到刘伯承突然提及邓小平的缘由。

“那你能不能说说，既然邓小平从来没上过军校，为什么他老是打胜仗？”

听完刘伯承的这个问题，张震一时语塞，老领导一向看重军事教育，突然抛出这个问题，岂不是要否定军事教育的重要性？

张震支支吾吾的说道：“可能是因为......小平同志比较......谨慎......考虑问题比较周到？”

刘伯承笑着说：“你呀，只看到了表面，没有看到内核。小平同志掌握了军事辩证法，会基于实际情况作出判断，这才是最重要的。”

听完老领导的话，张震恍然大悟，刘伯承这是在用哲学的理论解释军事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一本军事教材中都未曾出现类似的话，但这的确是每一个指挥官必须要遵守的铁律。

军事学院以理论教育为主，但却很少涉及哲学类的内容。军事教材能告诉大家如何取得一场战役的胜利，但未必能告诉大家如何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

一名出色的统帅，仅懂得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要学会运用辩证法来看待问题，这会直接影响到一名指挥官的战略眼光。

刘伯承与邓小平合作长达十三年，从129师到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之所以所向披靡，除了军事主官刘伯承卓越的军事才能之外，邓小平的辅佐必不可少。在刘伯承眼里，邓小平是个出色的战略家。

1938年，129师政委张浩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回到延安休养。毛主席询问刘伯承：“中央即将给129师派一政委，现在有两个人选，一个是徐向前，一个是任弼时，你看哪个合适？”

徐向前曾统帅过红四方面军10余万人，而且目前是129师的副师长，对部队的情况比较熟悉，任弼时更不用多说，是我党德高望重的政工干部。但刘伯承却说：“我觉得有一个人更合适，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只怕主席不愿放人。”

为了抗日大业，毛主席成人之美，立刻把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调到了129师，从此刘邓二人便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邓小平刚到129师，便和刘伯承分析了眼下我军的处境，装备差、新兵比例大，就连敌后战场的伪军都难以战胜。于是，邓小平提出：“群众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地存亡的关键，在根据地开展群众运动，是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首要条件。”

129师后来取得了神头岭战斗、七亘村战斗、响堂铺伏击战等战斗的胜利，129师出色的战绩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到了抗日战争末期，刘邓管辖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总面积已经达到了6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2500万。

邓小平之所以刚到129师就提出了群众路线，正是因为他敏锐的洞察力，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精准的分析。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是不足以让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只有政治与军事并行，才能让我军拥有无穷的生命力。

刘邓大军的成名之战便是1947年的挺进大别山战斗。1947年7月29日，刘邓大军刚刚强渡黄河，取得了鲁西南战役的胜利，部队正在菏泽一带休整。

正当邓小平正与刘伯承探讨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突然报务员送来了一份“3A”加密电报，该电报是毛主席亲自撰写的，要求刘邓大军在半个月内行进至大别山一带。

对于这一命令，刘伯承本想复电延安，说明目前部队的情况，请求延缓挺进大别山这一计划。

从军事的角度看，刘伯承的想法有一定道理，眼下部队刚刚经历一场恶战，弹药尚未补充，战士们急需休息。

但邓小平却劝说刘伯承：“无需复电，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即可，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大别山。”

当时延安像一块磁铁一样，牢牢的吸住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此时中原地区国民党兵力空虚，虽说我军目前比较疲惫，但战机稍纵即逝，如果不能抓住时机，我军将失去一个打乱敌人战略部署的机会。

在邓小平的坚持下，晋冀鲁豫军区13万人提前结束假期，开始朝着大别山地区急行军。

这次战斗成为了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大别山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到了武汉、南京两座主要城市，我军相当于在敌人的心脏楔进了一颗钉子。

最能体现邓小平战略眼光的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战争开始之前，邓小平就确定了“有限目的、有限时间、有限地区、有限规模”的战略构想。

在许世友的带领下，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了越南北部重镇谅山，距离越南首都河内只有一百多公里，战士们都希望一鼓作气，拿下河内，给越南一个更深刻的教训。

但邓小平却头脑冷静的下达了撤军的命令，这一命令避免了中越两国陷入全面战争，虽说后来中越边境的冲突又持续了多年，但总体规模较小，没有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影响。

假如当时解放军真的发起了对河内的进攻，我军极有可能会受困于后勤补给，美军的悲剧可能将会在解放军身上重现。

《孙子兵法》中曾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怎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最终要的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出色的战略眼光正是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