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老师的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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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古稀之年，回想往事总能催人泪下，在我下乡插队的年月，生活既枯燥，又煎熬，在农村点着蓖麻油灯，夏天还能好一些，九十点才能睡觉，一旦到了三九天，基本上不到六点就睡觉，主要是没什么娱乐活动，即使想看会书，也就那么几本，翻来覆去的，书边已经磨得掉皮。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热情并没有消退，甚至还发生过轰轰烈烈的爱情。

我叫王乐雄，今年74岁，北京人，造纸厂工人身份退休，当然我还在闲暇之余，做了几十年的生意，颇有家产。

母亲生育了五个孩子，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这个七口之家，充满祥和气氛，即使在外人看来，父亲的脾气不是很好，可在家里又是另外一种态度，最起码不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反而很耐心地教导我们几个孩子。

从小到大，家里谈不上多富裕，最起码不愁吃喝，父母都在公家单位上班，收入很稳定，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读过书，最小的弟弟和妹妹，后来还上了大学，一个是教授，一个是搞物理研究的。

我算是家里不幸的那个，高中毕业当年，就去陕北插队，不情不愿地去陕北插队，待了八年之久，为了返城，义无反顾地和对象分手，这也迫使我很多年不敢去陕北，生怕见到曾经的恋人，心怀愧疚之情。

而在陕北的那段往事，得从1968年冬月说起。

那是一个下着大雪的日子，我们数百知识青年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然后一路辗转到延安的一个小乡镇，最后被带队领导分配到各个村。

当初我和刘志伟等八名同学分到小安村，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村头到村尾，有着四五公里的路程，可以说是小安村处在一条狭长的川道上。

接我们的生产队长张安平和大队会计张安民，赶着三辆牛车，一辆放行李，两辆坐人，其实小安村到乡里的距离并不远，只有五公里，但因为下了一场大雪，走得格外慢。虽然北京的大雪和陕北无异，可此时在茫茫雪海中，有着别样的风光，忍不住对着对面的山头高喊几声，听着阵阵回声，别有一番滋味。

刚到村口，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看着这些穿着大补丁包着小布丁衣服的老乡，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从未想过，陕北是这么的落后。

但就是这样的村庄，还是给我们炒了两个菜，蒸了白花花的馒头招待，对陕北人的热情豪迈打动。

吃过晚饭，张安平队长给我们分配了宿舍，我们习惯性地叫房东，男生住在一户主人家叫张安荣家的窑洞，在半山腰上，上去下来很不方便，尤其是夏季下过雨之后，可以用“滑滑梯”来形容。女生相对好一些，就住在张安平家，地势平坦，最主要是门口有一口水井，方便洗洗涮涮。

因为是冬天，冰冻三尺，所以也就没什么农活可干，不过平时还是要捡羊粪和牛粪，集中堆到一起，等到来年给农田施肥。这种事情从未经历过，自然有些排斥，可老乡们干得可起劲，只能硬着头皮照猫画虎地去做这些事情。

来年开春，万物复苏，老乡们蠢蠢欲动，祈求着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当然这种事情，谁也决定不了，我这是第一次参加农活，所以做的时候束手束脚，耐心地跟着老乡学习。

年复一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变成了“老把式”，随着年龄增长，对待感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最让我惊喜的是，在小安村，有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我们也算是情投意合，只不过当时想谈恋爱，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压力很大，因为不敢保证会有结果，老乡们自然也不放心，所以都在刻意的回避。

可终究无法左右情感！

最终，我和张欣芳恋爱了，这个比我小5岁的姑娘，长得眉清目秀，尤其是有一双巧手，会剪窗花，令人赞叹。

张欣芳的性格大大咧咧，虽然不识字，可她对知识的渴望，是无穷无尽的，借着找我识字的机会，我们开始谈恋爱，但好景不长，最终被张欣芳的父亲发现，拿着麻绳追着我打，好在我年轻，腿脚麻利，跑得又快，没有让张欣芳的父亲得逞。

既然都知道了，也就没有必要藏着掖着，最后我和张欣芳公开谈恋爱，这在当时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情。

两年后，我要回北京了，割舍不下张欣芳，可我知道，无法带走她，在爱情的背景下，我们还是给了彼此最美好的回忆。

回到北京，等了四五个月工作才被安排下来，对于那些想考大学的人，或许是另一种选择，可我这个年纪，还是踏踏实实工作为好。

生活突然平静下来，对张欣芳的思念与日俱增，父母看得着急，马上就托人给我介绍了对象，想都没想就结婚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注定是不幸福的，在婚后和妻子经常吵架，以至于在花甲之年，还是离婚了。

离婚后反而一身轻松，但孤独袭来，难以接受。

人在孤独的时候，和一只虫子都能成为朋友，年纪越大，越喜欢安静，我不太喜欢出去和朋友吃肉喝酒，更不会跳广场舞，所以只能赋闲在家，等到生命燃尽。

前些年开始，一些当年到陕北插队的老同学，就三五成群地回到陕北追忆青春，可我没有勇气，担心碰到张欣芳，所以几次邀请，都没有答应。但是到了今年，感觉自己时日不多，还是想回一次陕北，就和当年在小安村插队的六位（其中一位同学在十多年前就离世了）去了陕北。

与其说“去”，不如说是“回”，毕竟在陕北的八年，那里已经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这次回陕北，距离我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八年，如今的陕北，早已物是人非，和过去相比，真的是变化很大。不再是落魄的样子，反而朝气蓬勃，像是早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次回来，就是想见一面张新荣，如果她还在世的话。

好在我很幸运，张新荣嫁到了邻村，如今正住在县城，和朋友说了一声，单独去找张新荣，对于我的到来，张新荣有些猝不及防，但还是让我进家里聊天。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当年我走了，张新荣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说，我和张新荣有一个儿子，如今刚好48岁，儿子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当上爷爷了。

突如其来的幸福，让我有些无法接受，但见到儿子的那一刻，才知道什么是血浓于水，无法抑制内心激动的情感，儿子不怨恨我，说当时的情况，谁也无法左右。这令我很感动，同时也很愧疚。

这次和张新荣见面，没想到自己在陕北早已儿孙满堂，我知道自己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就答应儿子，等我百年之后，把北京那套只有21平方米的房子赠与他，就当作我这些年亏欠儿子的，给予一点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