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对立本来就存在，会被人指出，但也能被挑起。

作为几千年以来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很多女性认为，男性是时候让步了。但这看起来像是一厢情愿。

男性倾向于认为赋予的女性权利已足够。国际调研机构Ipsos在2020年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55%）的男性认为在自己的国家平权已经做得足够多了，而女性认同的比例则为42%。在中国，这个比例分别是70%和60%，超过全球均值，但也有10%的差距。

参与女性话题时，某些男性的表现常常令其他人（包括多数男性）感到恨铁不成钢。有些小时候生物课就学得不怎么样、到现在也弄不懂生理期的男士，还试图要给身在其中的女性指点迷津，身体力行地坐实他们所讨厌的“普通但自信”的形象。2020年度最无法忍受的例子之一，发生在杭州女子失踪案的案情成了段子素材之后——“两吨水警告”“绞肉机警告”“化粪池警告”等没轻没重的玩笑，也成了女生们互相告诫“遇到就赶紧逃”的避坑指标之一。

我们看到，性别“骂战”这个反反复复到令人疲惫的过程，大约都是这样开始的：少量不争气男性发言，女性反击，表示对男性失望透顶，遭到更多男性回击。

很少有人能全身而退，所有人都既委屈又愤怒，而这些情绪不断升级，以至于我们看到全网“十万质问江山娇”，本来和性别无关的“江山娇”成为在社会中遭受不公待遇的女性的宣泄出口。

而“清华学姐”事件，被“诬陷”后网民跳脚的反应，同样是男性对性别议题的委屈、压抑和反感。

至此，性别不再是讨论的话题，而是站队的根据。性别讨论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或者说更像一种情绪消费，而不是论理。在北大研究生张瑾涛11月发表的研究中，有近四成的人承认使用过“田园女权”“女拳”等污名化词汇，其中超过85%都是男性。受访者普遍认为，主要原因是女性主义过于偏激，同时，因为人们认识不够，导致女性主义者一发声，就会被泼脏水。

谁也不想无端被攻击，于是，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越发不叫座，连学术人员也开始用“性别研究”取而代之。同济大学教授张念就认为，这是一种伪装术，是“伪装的客观”。

杨笠那句“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点出了房间里的男性说教，这句话甚至不含贬义词，还带着脱口秀的语境，或许只是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吐槽的程度，但它也可以是个很好的吵架素材。同理，很多事想一想也没什么可吵的，譬如丁真走红、漫展女孩不雅照，“大家都是韭菜，何必彼此为难”？

如果性别是那个最难调解的分歧之一，人们由此割裂成两个主要阵营，那么我们的世界观可能最终会简化成两种对立的立场：男和女。全体男性被理解成男权社会构建者、女性压迫者、甚至潜在的暴力犯、强奸犯，女权被看作对男性的攻击，会对各行各业的性别比数字斤斤计较，巴望怎么让男性臣服自己。

这一年，舆论场上，性别对立的感受越来越强：女性想要尽快摆脱过去的那种性别印象，男性却要保持现状，因此，期盼改变的女性是前进的，想维持秩序的男性是守旧的；女性看上去可以任意批判父权制，大方消费男色，男性评价女性的外形却容易是不得体的，他们感觉很难参与到女权的讨论中。这成了一场零和游戏，但同时，父权制给所有人的伤害却归因给了想要变化的女性。

但另一个问题是，把注意力放到性别差异上，就是加深性别的二元对立吗？为了避免矛盾，我们就该消解性别吗？

至少在某些层面不是，就身体经验来说，男性永远无法切身体会月经。就思考感受来说，男性也无法真正理解被强暴的恐惧，但女性体验还出现在更日常的方面，比如无处不在的厌女文化，就像在接受《GQ报道》采访时，杨笠提到自己也常拿女生调侃，“但没有什么女生骂我，可能因为女生习惯了，她听那种话听太多了。”

所有感到被杨笠冒犯的男士，或许还经历了被女网友审视、被指责不够大气的过程，正在闷闷不乐，但似乎只有在这些时刻，他们才能真正体验到女性的感受：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要忍受长期、无差别的贬损。在杨笠之前，喜剧长期被男性垄断，女性被矮化、物化、老化、丑化一直不是什么新鲜事，有研究发现，三十一届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中，许多女性角色没有职业，只以妻子、女友、女儿、母亲甚至邻居大姐的身份出现。53个出现领导形象的小品里，男领导共有48个，女领导只有5个，有的还“被设定为具有浓重的传统观念中的男性气质”。

我们或许要做好准备，这个互相体谅的过程，要经历相当长且让人尴尬的阵痛期。《随机波动》的一期节目中提到，在韩国，有26万男性参与“N号房间”，这个数字和韩国的出租车大致一样，换言之，在街上遇到“N号房间”共犯的概率和看见一辆出租车的概率差不多——这或许能让男性理解，“恐男”的情绪不至于是全然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