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好，茶社最清幽。阳羡时壶烹绿雪，松江眉饼炙鸡油。花草满街头。” 沈朝初的一阕《忆江南》：花繁草盛，时兴小点，苏州人离不开的绿茶，没有人声鼎沸，没有车马喧阗，只有茶社深处传来的间或几句咿咿呀呀的昆曲，或许还伴着檐下淅淅沥沥的细雨，这便是明清文人眼中的一幅江南画卷。
【若问茶从何处来】
苏州的茶文化，在陈继儒的《太平清话》中可见记载：“洞庭中西尽处，有仙人茶，乃树上之苔藓也，四皓以为茶。”四皓即商山四皓，是秦末汉初时的四位贤达：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和甪里先生。传闻四皓隐居于洞庭西山，以树上苔藓制茶，吴人饮茶悠久至此。这虽是传闻，但从现今西山岛上保留下的几个地名：东村（东园公庾秉居住地）、慈里（夏黄公崔广居住地）、绮里（绮里季吴实居住地）、甪里（甪里先生周术居住地）来看，且西山岛又多野生茶树，未必不可能为事实。因而人们一般认为，苏州茶文化起源于西汉。
至魏晋南北朝，天下动乱，百家争鸣，玄学在名门贵族之间盛行，彼时权贵、文士，多有喜爱清谈者，一谈就是大半天。口干舌燥之时，比起会让人癫狂失态的加料（五石散）“鸡尾酒”，可以用来提神醒脑的茶饮自然更受士族的青睐，王羲之就曾说过：“节日萦牵少睡，蕲茶微炙，善佳。”
唐末宋初，苏州开始出现名茶，前文提到的洞庭西山于此时崭露头角：“洞庭山出美茶，旧入为贡。《茶经》云：‘长洲县生洞庭山者，与金州、蕲州味同。’近年山僧尤善制茗，谓之‘水月茶’，以院为名也，颇为吴人所贵。” 陈继儒在《太平清话》中亦曾有记：“洞庭小青山坞出茶，唐宋入贡。下有水月寺，即贡茶院也。”可惜的是，水月茶这一足以作为贡品的姑苏名茶，到明代时就已经散佚，不复能见，今人只能从前人的笔记中探寻一二。
一直到明清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商品生产快速增长，商业贸易遍布全国，江南凭借地理优势独占鳌头，苏州作为交通发达的运河城市，更是成了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心，茶文化已经彻底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苏州茶文化在明清时可称得上是独领风骚。姑苏多才子，才子多爱茶。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常、沪、嘉一带，颇有文名的士族在此时便引领了一代饮茶风尚，他们爱茶、懂茶、嗜茶，据不完全统计，文人编纂茶书最盛即在明代，而又以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至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间最为集中。
【只道壶中日月长】
明人饮茶，有“十三宜”和“七禁忌”，忌“不如法”、忌“恶具”、忌“主客不韵”、忌“冠裳苟礼”、忌“荤肴杂陈”、忌“忙冗”、忌“壁间案头多恶趣”。陈继儒曾言：“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张源也说：“饮茶以客少为贵……独啜曰幽，二客曰胜……”这可不是冯可宾等人的一家之言，明代的茶画中也有所反映，明人饮茶，多是一人带一童子烹茶独赏或是三两好友相聚品茗，对于器具、人数、环境、氛围都相当重视。
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暮春，还有两日就是谷雨时节。因偶感微恙未能与同好们共与天池、虎丘茶事盛会的文徵明，在家中休憩时，收到了友人为补其憾而送来的好茶。文徵明大喜，汲泉吹火烹啜之，想起了唐代皮日休、陆龟蒙两位先贤的《茶具十咏》，也不由兴起，挥笔写就十首五言律诗，又绘丹青十卷，名作《茶具十咏图轴》就此诞生。
宋代饮茶，流行团饼茶，亦称末茶，顾名思义，便是需要使用器具研碾成末后再行处理饮用的茶。到明代时，“开局一个碗”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因出身贫苦，不惯骄奢，对这种耗费人力物力的茶并不感兴趣，因此，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他为减轻茶户劳役，特下诏令停止上供龙团茶，只需要芽茶（即茶叶）即可。皇家的指令向来是民间的风向标，随着大明皇室饮茶的习惯改变，百姓也开始用冲泡法饮茶。
饮茶习惯的变化带来了茶具使用的变化。宋人点茶，有茶碾、茶磨、茶罗、茶筅、茶杓、茶盏等一系列工具，明人泡茶，则更注重茶罐、茶壶、茶杯（茶瓯、茶盅）等茶具，其中尤以茶壶为第一要素。茶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茶味的优良，文震亨作为文徵明的后人，与其曾祖一样重视茶壶，首推便是宜兴紫砂壶：“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同样家学渊源的张岱不仅认同这一观点，甚至认为大师所制的上品紫砂壶可以和商彝周鼎媲美。
明末清初的才子李渔亦在《闲情偶寄》中《茶具》一章开篇赞道：“茗注莫妙于砂壶，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本文开头所引《忆江南》中，“阳羡时壶”指的也正是宜兴紫砂壶。然而文张二人对于名家所制的紫砂壶看法却大不一样，文震亨认为供春（明末制陶人）做的壶虽然价格最贵，但都是大壶，形状不够雅观，张岱却认为若将宜兴紫砂壶排序，供春所制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供春制壶究竟能不能夺魁，今人暂先不论，但看这两位兴致盎然的点评，明代文人对于紫砂壶的重视可见一斑。
除了上文所提及的紫砂壶外，明代还流行瓷质茶具。经元一朝的发展，景德镇制瓷的技艺已渐趋成熟，这一时期的景德镇，不仅有青花瓷、釉里红等传统品种，还出现了甜白釉、斗彩、填彩等新品。明人认为白瓷最能衬托茶汤黄白之色，因此都好用白瓷茶瓯（盖碗），连青花瓷都要略逊一筹：“欲试茶色黄白，岂容青花乱之。”
文徵明和其侄子文伯仁的《品茶图》和仇英的《移竹图》、丁云鹏的《玉川煮茶图》中都能看到，画中主人公的茶几上摆放着紫砂壶和白瓷瓯。诸多茶画中陶壶瓷瓯的配置充分佐证了当时景德镇的白瓷茶具和宜兴的紫砂茶具风靡一时、受极茶人欢迎的程度。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文徵明的好朋友唐寅所绘的《煎茶图》中，也有白瓷茶瓯的存在，却没有看到紫砂壶的影子，大概是因为彼时的紫砂壶“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不比仕宦之家的文徵明，唐寅在人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颇为落魄，未必能购置得起紫砂壶。
【江南才子漫思茶】
文徵明错过的那场茶会之所以设在虎丘与天池，是因为虎丘茶和天池茶作为苏州茶的代表，天下闻名。在明代流行的商品茶中，以虎丘、天池、罗岕、龙井为尊，这四种茶中，苏州茶就占了一半。
事实上，茶圣陆羽就曾经在苏州虎丘山北寓居，他发现虎丘的水质清冽甘甜，极宜煮茶，甚至亲自挖筑石井，至今虎丘山上仍有陆羽井之遗址。茶圣来时，虎丘尚未扬名，却已展现了其产茶的优势。
虎丘茶，因色如秋月白，香如豌豆花，又被宋人呼为白云茶，本为野生茶。到明代时，随着制茶技艺的提高，俨然跃居为茶人争先推崇的对象，说是“天下第一茶”也不为过。陈鉴曾在《虎丘茶经注补》中惊叹：“虎丘寺西，去剑池不远，天生此茶，奇。且手掌之地，而名于四海，又奇。”文徵明长孙文肇祉在《虎丘山志》中记载：“僧房皆植，名闻天下。谷雨前摘细芽，焙而烹之，名曰雨前茶。”屠隆则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虎丘茶）最号精绝，为天下冠。”王士性不仅同意这一盛赞，还将天池茶与之并列：“虎丘、天池茶今为海内第一。”一直到晚明，虎丘茶都是文人骚客奉为上品的存在。王世贞在喝过虎丘茶后，为其赋诗云：“洪都鹤岭太麓生，北苑凤团先一鸣。虎丘晚出谷雨候，百草斗品皆为轻。惠水不肯甘第二，拟借春芽冠春意。陆郎为我手自煎，松飙泻出真珠泉。君不见蒙顶空劳荐巴蜀，定红输却宣瓷玉。毡根麦粉填调饥，碧纱捧出双蛾眉。掐筝炙管且未要，隐囊筠榻须相随。最宜纤指就一吸，半醉倦读《离骚》时。”
虎丘僧人制茶的技艺堪称一绝，当时甚至独成绿茶焙制的一流派“虎丘法”。明嘉靖年间，有一名为大方的外地比丘僧前往学习虎丘法，将这一技艺带回歙县松萝山继续制茶后，松萝茶也就此闻名于世，“远迩争市，价倏翔涌”。天池茶原本亦是野生茶，屠隆对天池茶的赞颂并不弱于虎丘茶：“天池青翠芳馨，啖之赏心，嗅亦消渴，可称仙品。”而与虎丘茶一样，天池茶也是僧人所制，陈继儒在诗中描绘《又天池图》：“春当三月鸟声忙，柳浪参差麦浪凉。此日吴阊好风景，僧厨十里焙茶香。”这两种名茶都是因人为改良栽植、焙制之法而成奇品，罗廪在《茶解》中就说，宋元以后名茶，关键都在于采焙得法。冯时可也说：“苏州茶饮遍天下，专以揉造胜耳。”
除了僧人之外，文人对采茶、制茶、烹茶之法也有自己的讲究。
明末时期的江南才子冒辟疆，身为世家公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生所饮之茶，十之八九为苏州人所供。他写过一篇《〈斗茶观菊图记〉书钱虞山〈茶供说〉后》，文章中就记述了他与三名苏州茶人的交往。第一名吴人柯氏，与冒辟疆相识于阳羡茶山，柯氏在每年“桐初露白”（即桐叶初生的春季和白露初起的秋季）之时，入阳羡采摘岕茶，“最精妙不过斤许数两”，仅取其中最精华的部分，专为冒氏提供，足有十五年之久。柯氏所供之茶，“味老茶香，具芝兰金石之性”，得到了冒辟疆的高度评价；第二名半塘顾子兼，是自董小宛嫁给冒辟疆后为其供茶之人，冒董二人皆嗜岕茶，凡饮岕茶，必用子兼。冒辟疆与顾氏亦有相当深厚的交情，供茶二十年，及至顾子兼贫病也未曾间断；第三名吴门老人朱汝圭，年七十四岁，“能健走六七十里，与余先为十年茶约”。朱老人每年夏秋二季都会携茶过江供与冒氏，冒辟疆对朱老人所供之茶更是欣赏至极，有赞其“指爪齿颊与语言激扬赞颂之津津，恒有喜神妙气与茶相长养”、“八十人如桃面红，陆卢奇嗜芥山中”之语。
居于洞庭西山的明人张源，一生唯好研究茶，他撰写的《茶录》，从采茶到泡茶都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其中论投茶一段云：“投茶有序，毋失其宜。先茶后汤曰下投。汤半下茶，复以汤满，曰中投。先汤后茶曰上投。春秋中投，夏上投，冬下投。”今人泡茶，有上、中、下三投，殊不知均为借鉴张氏之法。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妻子芸娘制作荷花茶：“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一写芸娘借花香熏制茶叶，二写对泡茶之水的选择，这也是苏州人泡茶的特点。清代诗人徐士宏作《吴中竹枝词》：“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熏蒸润绿苔。瓷瓮竟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说的就是明清时的苏州人喜用天落之水（即雨水）泡茶，尤以梅雨季节落水为佳，此时的雨水甘滑胜山泉，被称之为“梅水”。而这里芸娘用的茶叶，就是后来取代水月茶、虎丘茶、天池茶地位的碧螺春了。吴梅村写过一阕《如梦令》：“镇日莺愁燕懒，遍地落红谁管。睡起爇沉香，小饮碧螺春碗。帘卷，帘卷，一任柳丝风软。”分明就是对沈复这段日常白描的续写。
现代苏州人并没有摒弃前人喝茶的传统，如今苏州城内，大小茶馆依然随处可见。作家陆文夫视苏州为第二故乡，就十分了解苏州人的喝茶情结：“每至曙色朦动，鸡叫头遍的时候，对门茶馆店里就有了人声，那些茶瘾很深的老茶客，到时候就睡不着了，爬起来洗把脸，昏昏糊糊地跑进茶馆店，一杯浓茶下肚，才算是真正醒了过来，才开始他一天的生涯。”
苏州人不说喝茶，而说“吃茶”；去茶馆，则叫“孵茶馆”。这正是独属于苏州人的一份清雅闲适。就像沈朝初词中所描述的那样，点上三两盘苏式点心，或赏昆曲，或听评弹，或叙旧友，或谈生意，总离不开一个“茶”字。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苏州的茶文化，或许郁达夫的这句最合适不过：“我只觉得玄妙观里的许多茶馆，是苏州人的风雅的趣味的表现。” 纳兰竹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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