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地点：西安的川陕总督衙门，时间：晚上八点左右，人物：川陕总督岳钟琪、普通百姓张倬。

他们两个的身份相差如此之大，更何况当时已经是下班时间，整个衙门空无一人，他们在衙门干嘛呢？磕头起誓。

一个总督跟一个普通百姓磕头起誓，这不是开玩笑吗？

要知道，就算岳钟琪要他命，都是一句话的事情，他有什么资格值得岳钟琪跟他磕头起誓？

其实岳钟琪也不想跟他磕头起誓，但这个头要是不磕的话，恐怕九族都保不住，这个头不是为了他磕的，是为了他的九族磕的。

02

九月二十六日的中午，前往总督衙门上班的岳钟琪，突然间发现一名百姓向他这个方向奔跑而来。

这一名百姓的手上拿着一封书信，如果不出意外，应当是告状书。

因此，岳钟琪叫他的手下将这一封信给他拿过来。

但当这封信到他手里的时候，当即愣了一下，因为这封信的信函上写着五个大字“天吏大元帅”。

无论从哪个方向去想，这五个字都联想不到任何的案情，因此可以肯定这一桩案情不是一般的案情。

但至于是什么案情，他当时也无法确定。因此，快速前往总督衙门打开信封一看。

这不看还好，一看吓得他浑身冒汗，因为这是一封逆书，其中的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诋毁清朝，第二部分是雍正的十二大罪，第三部分是他应当起兵，而不是助纣为虐。

按道理来说，他又没有反清的想法，只需要将这封信以及那个人交给雍正不就了结了吗？为什么还会吓出一身冷汗呢？这就要说到他当时的处境。

首先，岳钟琪是岳飞第三子的直系后裔，他的这一层身份要是在其他朝代，那一定是响当当，但可惜是在清朝。

要知道，岳飞抗的金，就是满清的先祖。

而岳飞又写了一首名为《满江红》的诗，其中有一句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可想而知他的身份敏感到什么程度。

其次，身份如此敏感的他竟然官居川陕总督，手握三省兵权，整整十几万大军，任何事情他都得战战兢兢。

最后，将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是年羹尧。要知道，年羹尧可是整整有九十二条大罪，这放在整个封建王朝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存在。

正是因为他的处境不佳，再加上川陕总督这个位置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满人担任（重要），嫉妒他的人是不计其数，但凡露出任何把柄，那群人都会如同群狼一样一拥而上，别说他一个人，恐怕九族都得搭进去。

这也是为什么他对谋逆之事相当敏感，早在雍正五年就已经有所体现。

这一年，成都的街道上突然出现一名蓬头垢面的大汉，这名大汉边跑边喊：“岳公爷要谋反”，而当地的官吏当即就将其抓起来。

经过审问，此人出自重庆长寿县，名为卢宗汉，是一名疯子。

按道理来说，他只需要上书辩解一次即可，因为审案的不是他，是四川堤督黄廷贵，当地又有满人官员为此案作证，但他还是上了两次书。

原本此案已经了解，但他试图重新掀开此案，要求将这名疯子拉到北京，好好审问，做到彻底水落石出。

雍正也知道他是什么想法，因此安慰了他一番，这一桩案件就不了了之。

“经此一番，川陕流言也必息矣，朕再留心看，如果都中或他省，或川陕流言仍不息时，二三年后我君臣再斟酌。”——《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现如今又冒出一桩案件，这一桩案件又恰好与谋反有关，他要是私自处置的话，后果可想而知。

因此，他当即将官居陕西接察司的满人硕色找过来，与他一同审理此案。

结果只是得知这一名投书的百姓名为张倬，其余的一概不知。

其实这也正常，因为就连雍正都已经预料到他敢如此行事，肯定不是怕死之辈，因此要采取较为柔和的方式。

这个较为柔和的方式就是与他磕头起誓，也就是答应与他共同谋反，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当然，这一件事情他已经跟雍正报备，要不然到时候有口都说不清。

03

按道理来说，类似于谋反这种大事件，单单一次磕头起誓是不够的，还要付出实际行动，就比如杀一两个满族官员。

这样一来，大家都没有了退路，但是他仅仅只是因为一次磕头起誓就将所有的事情全盘托出。

他的名字并不是叫作张倬，而是叫作张熙，来自于湖南安仁县。

而他此次行动是受到他老师湖南永兴县曾静的指使，他们都共同崇拜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浙江崇德县的吕留良。

吕留良的人虽然早在康熙二十二年就已经去世，但是却留下了不少著作，他们的反清思想主要来源于他的著作。

吕留良到底是何人？为什么已经去世，影响还这么大呢？

吕留良祖上历代在明朝为官，而他过目不忘，从小负有神童之称。

按道理来说，类似于他这种人物，将来一定是朝廷大官，但他却在康熙五年，康熙十七年，康熙十九年，三次拒绝应试，以至于被革除功名。

但他似乎觉得还不过瘾，毕竟象征着清朝百姓的金钱鼠尾还在，于是在吴山县妙山出家为僧。

虽然他的人已经出家，但他的著作从未停止，其中的主要论调就是夷夏之别。

04

既然知道了这桩案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参与人数，那么就要开始行动，而这一场行动可谓是声势浩大。

因为参与的人有浙江总督李卫、两江总督范时绎、湖南巡抚王国栋，钦差大臣海兰。有的人或许察觉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大题小做。

因为吕留良就是一个死人，况且他生前从未组织过任何反清活动，此次的目标是他的后人。

而曾静、张熙就是两个读书人，任凭他们有滔天的本事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一位巡抚就可以将他们绳之以法。

但为什么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呢？因为严重伤害到了雍正。

逆书中关于雍正的十大罪是什么呢？是逼母、弑兄、谋父、屠弟、好杀、贪财、嗜酒、好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

如果真的是如此，雍正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皇帝，但真的是如此吗？明显不是。

只说一点就足以证明：雍正在位十三年，但他每一年的假期仅仅只有不到十天的时间，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摊丁入亩，都是他那个时期的产物。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会十恶不赦呢？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他的所作所为触及到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就比如摊丁入亩。

原本税收分别有两种，第一种是田税，按照田地的数量来收税；第二种是丁税，按照人口数量来收税。

但每一个王朝到了中后期，都会出现一个情况，那就是田地基本上都会往官僚集团的那个方向去集中。

这样一来，百姓的土地就会减少，既然田地减少，那就支撑不起高额的丁税，只能成为流民。

而摊丁入亩就是将丁税摊到田地里面，不按照人口收税，有多少的田，就交多少的税，明显就是在跟官僚地主集团作对。

第二点、众所周知，要说起康熙朝最著名的事件，那一定是九子夺嫡。

也就是他的九个儿子为了皇位互相争夺，而最后的胜出者就是雍正。

雍正对于剩余的八位皇子是什么态度呢？除了他的支持者十三阿哥之外，其余的全部囚禁，而其家人基本上全部流放。

特别是八阿哥集团的九阿哥、十阿哥。

而这一群被流放的人沿路到处散布关于雍正的谣言。

原本官僚集团就跟雍正过不去，再加上这一群人都来自京城，他们又怎么可能将这一群人的话忽略。

因此，利用他们是知识分子这一优势，将谣言进一步扩大。

而对此，雍正是毫不知情，直到那一封逆书到他的手中。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雍正，你为了国家、百姓没日没夜的工作，但无论是原本的既得利益者，还是现如今的受益者，都在痛骂你，你会是什么感觉？当然是委屈。

这也是为什么雍正浏览了一遍逆书，当即痛哭流涕，誓要将这一起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朕览逆书，谅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大义觉迷录》

05

按道理来说，曾静、张熙必死无疑，因为他们犯下的罪是谋反。

但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两个什么事都没有，相反，还得到雍正的资助，全国讲学，讲学的内容就是雍正是正统的。

他们翻脸的速度为什么如此之快呢？

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因为生活不如意才走上反清这一条路，现如今捡回一条命，又得到雍正的支持，岂不乐哉。

而雍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倘若将他们杀死，无异于坐实了自己非正统的罪名，倒不如以他们为典型，到处为自己正名来得更加实在。

但对于吕留良的处罚，却血腥到了极点。

吕留良本人从坟里挖出来鞭尸，而与他有着亲情、友情、师生之情的有关人员全部抓起来，要么处死，要么流放。

昔日的江南大族，顷刻间土崩瓦解，士林对此是相当不满，官居山西夏县教谕的高振还作了一首诗：

“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看彻世事浑知许，头发冲冠剑欲鸣。”

毕竟你雍正放着首恶不去处置，反过头来处置一个已经死去四十九年的读书人，这怎么说得过去？但雍正却不这么认为。

雍正认为吕留良就是首恶，因为反清思想来源于他这里。

仅仅只是一个曾静、张熙，正名的作用肯定有限，为了将这个有限变为无限，他亲自下场著作了一本名为《大义觉迷录》的书籍，分发到全国各地，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关于他的种种谣言。

原本他以为双管齐下，他的名声会有所好转，但结果是什么呢？他的名声非但没有好转，还更加恶劣。

因为在百姓看来，一个知县都喝酒、好色，一个皇帝怎么可能不喝酒、好色。

现如今你雍正竟然说自己不喝酒、不好色，那说明了什么？说明你在故意隐瞒。

既然如此，岂不是说明那些事情都是真的。

这也是为什么乾隆一继位就将《大义觉迷录》全部烧毁。

而这一烧毁，百姓又觉得如果不是真的，你的儿子为什么要烧毁？雍正真是倒了血霉，最后的结局竟然是越描越黑。

06

其实从雍正处理这一桩逆案就可以知道雍正是一位真性情皇帝。

毕竟皇帝向来是不需要辟谣的，只需要将造谣的人全部杀光即可，正所谓帝王一怒，血流千里。

但他却没有那么去做，而是选择亲自下场辟谣。

虽然他屠杀吕氏一族的族人过于残忍，但这是作为一名最高统治者的基本操作。

谁叫你反清的？更何况原本他要杀的人可不止吕氏一族的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