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叫停了对涉罪人员近亲属多项权利的限制，引起了广泛的赞同和支持。与此同时，类似的限制问题再次受到关注，即“罪犯子女不得考公”。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这种限制也属于“株连”，应该取消，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仍有必要保留适当的限制。

支持取消限制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限制罪犯子女资格也是一种“株连”。除了受到法院判决的刑罚外，犯罪记录者通常还要遭受其他非刑事制裁措施，这被称为“犯罪附随后果”。罪犯子女不能考公务员、不能当兵、不能考教师资格证等限制政策都属于犯罪附随后果的一部分。限制罪犯子女的资格违背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即法律责任应由违法犯罪行为人本人承担，而不应株连或影响他人。

其次，近年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了变化。大多数犯罪属于轻罪，而对罪犯子女的资格限制没有结束期限，一旦形成就将伴随其一生。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即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行为和责任相适应。一些法学专家指出，限制罪犯子女资格的后果远重于刑罚本身，导致犯罪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倒挂”，应严格限制终身存续型犯罪附随后果，避免株连型犯罪附随后果的出现。

然而，反对取消限制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这些观点主要从犯罪预防、职业利益和犯罪成本三个角度展开。首先，对罪犯子女进行资格限制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抑制犯罪动机，实现犯罪预防的功能。其次，某些特定职业不适合罪犯子女从事，因此设置一定的任职资格标准，并进行政治思想方面的审查，可以尽可能保护公共利益不受侵犯。最后，犯罪人和家庭成员、亲属之间往往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尽管罪犯子女没有直接参与犯罪，但他们可能从犯罪所得中受益。限制罪犯子女的资格可以降低犯罪成本，减少犯罪家庭的利益，从而对公共安全产生积极作用。

然而，目前的限制政策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首先，限制应该有明确的时限，而不是终身存续。对于轻罪犯罪行为，可以考虑设置一定的限制期限，并在限制期满后，给予相应的恢复权利机会。其次，对于不同职业的任职资格限制，应该进行合理的界定和审查，避免过于宽泛或歧视性的限制。同时，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职业选择和培训机会，帮助罪犯子女重新融入社会，实现自我发展。

综上所述，对罪犯子女进行考公限制的问题存在争议。取消限制可以符合法治精神和宪法原则，避免不当的株连；然而，适当的限制也具有犯罪预防和保护公共利益的功能。当前的限制政策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确保限制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同时，也应该加强对罪犯家庭的帮助和支持，帮助他们摆脱犯罪影响，实现自我改造和社会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