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15日，香港城门水塘的宁静被一阵诡异的气氛所打破。傍晚时分，林务员杨某结束例行巡山工作，正准备返家。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一伙人乘坐出租车向山上驶去，手中拿着香烛、黄纸等祭拜用品。

杨某心中泛起一丝疑惑。这个时节既非清明，也不是中元，为何会有人前来祭拜？他将这个疑问抛到脑后，继续下山回家。然而，这个小小的异常却在他心中种下了不安的种子。

夜幕降临，杨某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回想起几天前巡山时，在一个战壕沟附近闻到的腐臭味。当时他以为只是动物尸体腐烂的气味，可现在联系到今天的异常情况，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成型：难道山上发生了命案？

这个想法如同一把利刃，刺破了夜的宁静。杨某难以入眠，内心的不安如潮水般涌来。他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查看那个可疑的地方。

2月16日清晨，阳光还未完全驱散夜的阴霾，杨某就叫上了同事，二人匆匆赶往那个令人不安的战壕沟。

他们的目光很快被一个新垒起的"小土包"所吸引。这个土包散发着难闻的恶臭，四周摆满了香烛和黄纸，一头还放着一双红边白色绣花胶鞋。更令人不安的是，土包上插着三根铅笔，一大群苍蝇不断在周围盘旋。

杨某和同事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恐惧和犹豫。他们鼓起勇气，开始小心翼翼地挖开这个可疑的土包。很快，一个红色的小木箱出现在他们面前。

当他们颤抖着打开木箱时，一具高度腐烂的女童尸体赫然呈现在眼前。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让两人瞬间倒吸一口凉气，随即立即报警。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开始对这个令人不安的发现进行详细勘验。现场被严密封锁，法医和刑侦人员仔细检查每一个细节，希望能从中找出破案的关键线索。

起初，警方认为这可能只是一起非法埋葬事件。他们推测，或许是某个贫困家庭的女孩不幸夭折，因为无力承担丧葬费用，才不得不将其草草埋葬在山上。

然而，尸检结果很快就推翻了这个假设，揭示出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法医在女童的颅脑顶部发现了五个小洞，经过仔细测量，确定这些洞是由6.2毫米规格的钢钉造成的。其中三个钢钉直接贯穿了颅骨，导致了女童的死亡。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伤口非常"新鲜"，显然是最近才形成的。法医推断，女童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七天前。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案件的性质，将一起简单的非法埋葬案转变为一起令人发指的谋杀案。

警方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充满残酷和谜团的刑事案件。谁会对一个无辜的小女孩下如此毒手？为什么要用这么残忍的方式结束她年轻的生命？这些问题如同阴云一般笼罩在整个调查团队的心头。

随着案件性质的转变，警方加大了调查力度。他们回过头来，仔细询问了林务员杨某的每一个细节。杨某回忆起前一天晚上看到的那伙可疑人员，这个信息立即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虽然当时天色已晚，杨某无法清楚描述那些人的面貌，但他却记住了一个关键信息：那辆载着可疑人员的出租车的车牌号码是BH66XX。这个小小的细节，成为了警方追查的突破口。

警方立即展开行动，通过车牌号追查那辆出租车的行踪。他们明白，找到这辆车和司机，可能就能揭开案件的真相。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尤为珍贵，因为他们深知，时间拖得越久，线索就越可能消失。

整个警队都投入到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追查中。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希望能尽快找到这个关键的线索，为这个无辜的小女孩讨回一个公道。

警方的努力很快就得到了回报。通过车牌号码，他们成功找到了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这位司机的证词为案件调查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司机回忆道，2月15日那天，他确实载了几个乘客去过城门水塘。他们是在筲箕湾南安坊马路边上车的，最后在北角南方大厦下车。更重要的是，司机无意中听到了一个关键信息：这些乘客打算在北角佛堂为一个叫"嘉儿"的人设置灵位。

这个信息立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一个新的方向出现了：北角佛堂。警方意识到，这可能是解开谜团的关键所在。他们立即组织人手，准备前往北角佛堂进行调查。

警方带着高度的期待来到了北角佛堂。在这里，他们的努力再次得到了回报。通过询问佛堂工作人员和查阅记录，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关键线索：一个名叫"何嘉儿"的5岁女孩的灵位。

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设立这个灵位的人的信息：何嘉儿的父亲何慧良。根据登记簿上的地址"筲箕湾南安坊217号木屋"，警方终于找到了一个具体的调查对象。

这个发现让整个调查组都感到振奋。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可以深入追查这个令人心碎的案件。警方立即组织力量，准备前往何慧良的住处进行调查。

就在警方准备对何慧良展开调查时，他们在案发现场附近又有了新的发现。在那条战壕沟不远处的杂草中，警员们找到了一根20公分长、直径6.2毫米的钢钉。

这根钢钉的发现让整个案件调查出现了转机。它的尺寸与女童头部伤口完全吻合，很可能就是凶手用来残害何嘉儿的凶器。

警方将这个发现告知了何慧良，出乎意料的是，何慧良竟然承认这就是他用来钉入女儿颅骨的那根钢钉。这个惊人的供述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案件似乎有了突破性进展。

然而，经验丰富的警探们明白，事情可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他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确认何慧良的供述是否属实，是否还有其他共犯参与其中。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意识到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完全确定案件的全貌。为了收集更多信息，他们决定向公众征集线索。

这个决定很快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数名匿名者向警方透露，在案发当日，他们看到除了何慧良父女之外，还有一个年轻女子与他们在一起。

这个新的信息立即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经过进一步调查，他们确认了这名女子的身份：李秀兰，何慧良的女友。

警方立即对李秀兰展开了调查。起初，李秀兰否认当天去过城门水塘。但在面对警方的质问时，她改口承认去过，但声称自己只是在山脚下等候，并不知道山上发生了什么。

然而，警方从李秀兰的朋友那里得知，她一向十分讨厌何嘉儿，几乎不与这个小女孩有任何接触。这个信息让警方对李秀兰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为什么一个讨厌孩子的人会愿意陪同何慧良父女出游？这个问题在调查人员心中萦绕不去。

基于对李秀兰的怀疑，警方决定对她的住所进行搜查。这个决定很快就带来了重大突破。在李秀兰家中，警方发现了一把铁锹。经过仔细比对，这把铁锹上的泥土污垢与城门水塘战壕沟上的完全一致。

这个发现让警方确信，这把铁锹就是用来埋葬何嘉儿的工具。何慧良作为一名船工，随身携带钢钉也许还能说得过去，但是带着铁锹就实在难以解释了。

面对这个新的证据，何慧良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在警方的再次审讯中，他哭着承认了故意杀害女儿何嘉儿的事实。

何慧良的供述揭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他声称由于早年离婚，女儿从小缺少母爱，而他忙于工作无暇照料，导致女儿缺乏教养，撒谎成性。

他声称全家人都对她十分厌恶，再加上女友李秀兰也十分讨厌女儿。在他看来，女儿如此不听话，长大后必然是个祸害，不如早点了结她的生命。

然而，警方并不完全相信何慧良的说法。从其他亲属那里得知，何嘉儿其实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女孩，何母和前妻一家都对她疼爱有加。前妻甚至一直想要将女儿的抚养权拿回，只是何慧良不肯放手。

根据何慧良的供述和警方的调查，案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1976年2月8日，何慧良像往常一样从前妻家接走了女儿。他带着何嘉儿和女友李秀兰在港岛各地闲逛了一上午，吃过午饭后，三人来到了城门水塘。

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家庭出游中，何慧良实施了他的残忍计划。他用事先准备好的钢钉，残忍地结束了女儿年仅5岁的生命。随后，他和李秀兰用带来的铁锹，将何嘉儿的尸体埋在了战壕附近。

案发后，何慧良一直躲避家人和前妻的询问。直到2月12日，他才告诉了她们"真相"，并带她们去看了女儿的尸体。2月15日，也就是何嘉儿的头七，何慧良带着前妻等人前往案发现场祭拜，这正是林务员杨某看到的那一幕。

1976年8月19日，何慧良和李秀兰因谋杀何嘉儿一案正式提堂。在法庭上，何慧良始终坚称杀害女儿完全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和行为，极力撇清李秀兰的关系。

然而，警方通过细致的调查，已经掌握了李秀兰可能参与谋杀的证据。但由于何慧良的包庇，加上直接证据的缺乏，检方难以对李秀兰的罪行进行有力指控。

最终，法庭做出裁决：何慧良故意杀人罪成立，被判处死刑。考虑到案情的特殊性，法院在1977年将何慧良的刑罚改判为终身监禁。而李秀兰则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释放。

虽然李秀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这个案件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它不仅震惊了整个香港社会，也引发了人们对家庭关系、子女教育等问题的深思。

城门水塘童尸案虽然以审判的方式画上了句号，但它留下的伤痛和教训，却深深地刻在了每个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