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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我国打交道的国家中，越南因为恩将仇报，成为了今天国际外交中“白眼狼”的代名词。

但鲜为人知的是，除了越南之外，中国曾经养出的另一个“白眼狼”阿尔巴尼亚，也坑惨了中国。

20世纪60年代，中国援助了阿尔巴尼亚数以百万计的粮食、钢铁和武器。然而，阿尔巴尼亚在与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将自己的货物以次充好，把劣等的工业材料卖给了中国。

更加过分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之后，阿尔巴尼亚公开倒戈美国，甚至先后支持科索沃的独立并且加入了北约，成为了今天西方国家的“反华急先锋”。

阿尔巴尼亚的种种恶劣行径，让不少今天的中国人直拍大腿：当初要是早知道这是一匹白眼狼，就不该帮他那么多！

可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就有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发现了阿尔巴尼亚做“白眼狼”的潜质。为此，他给当时的共和国提出了一些建议，表示希望共和国能够量力而行，适当地对阿尔巴尼亚进行援助。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他当时的这一席话，为自己招来了横祸：在此之后，他不仅被迫搬离了中南海，也在历史中受了一些委屈。

而这位早早发现阿尔巴尼亚“白眼狼”潜质的人，是周恩来外交工作中的左膀右臂，也是中国新闻工作事业的奠基人：王稼祥。

那么，提出宝贵建议的王稼祥，为何会在当时因为一条建议而被撤职？他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过怎样的贡献？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给予他客观公正的评定？

王稼祥是中国新闻工作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王稼祥身边的同事每当谈起他时，都会十分感慨地说道：

“老王这个人啥都好，就是有些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

或许是因为自己从事新闻工作的职业病，王稼祥的一生可以说“成是一张嘴，败也是一张嘴”。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早年的王稼祥，甚至还公开批评过毛主席！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或许就需要从王稼祥个人的人物生平开始说起。

1906年，王稼祥出生于一个地主和小商人的家庭。因为家里还有点小钱，所以在七岁时，王稼祥被送到了村中的柳溪小学念书。1919年，王稼祥从小学毕业，转入私塾继续深造。到了1922年，他的求学之旅带他来到了南陵县的乐育学校，这所学校是一所由信基督教的洋人开的一所学校。

或许是因为到了青春叛逆期，离家到外地读书的王稼祥慢慢开始变得“不懂事”了起来。在学校里，王稼祥开始看一些关于社会革命的书籍，成为了同学里著名的“反骨仔”。到1925年的时候，他带领着一帮孩子在教会学校里公开反对强制学习圣经和对上帝做祷告。

王稼祥的这一行为，几乎就是在给当地的学校“上眼药”。因此，“熊孩子”王稼祥毫不意外地被当地的学校开除了。不过，王稼祥虽然失去了学历，但却被同龄人眼中的“英雄”，他的崇拜者其中不乏有张闻天、沈泽民这样后来的我党重要领导人。

在这些同龄人的耳濡目染之下，王稼祥走上了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并且凭借着出色的外语水平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许多人看来，王稼祥此举无疑是走上了一条让人羡慕的道路，毕竟喝过洋墨水的人才，在当时的中国少之又少。然而，命运的无常总是在人们认为一切理所当然时显现——王稼祥在苏联留学期间展现出非凡过人的才华，被当时的博古、王明二人看中，两人将王稼祥拉入了一个以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生小团体，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后来让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严重的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头羊。因此，在这个小团体内的王稼祥也多少难免受到王明思想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来到江西瑞金苏区革命根据地，同王明一起对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毛主席提出了批评，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富农和保守主义”的路线，毛主席一度因此失去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这是毛主席一生中的一段人生低谷。

或许，读到这里的朋友会觉得王稼祥这个人未免太不懂事了。不过，王稼祥比王明要强的一点是懂得迷途知返，知错改错。在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受到挫折以后，王稼祥很快就意识到了毛主席军事路线的正确性。

于是，王稼祥与周恩来等人一起，在遵义会议上给毛主席投下了关键的一票，让一代军神毛主席再度出山。

或许，如果是平常人的话，一定会对王稼祥过去无辜的批评铭记在心。但伟人就是伟人，再度出山的毛主席，非但没有责备王稼祥，反而让他在党内担任新闻宣传的工作，让这个喝过洋墨水的秀才拥有一个展现自己才华的舞台。

毛主席的宽容和信任，让王稼祥感激不已，这是他后来哪怕受了委屈，也要为共和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原因之一。

其实，毛主席并不是历史上被王稼祥批评过的唯一一位“大人物”。王稼祥顶撞过的另一个历史人物，就是苏联赫赫有名的国家领导人：斯大林了。

如果说，“批评毛主席”，是王稼祥初生牛犊不怕虎，那么“顶撞斯大林”就是王稼祥自己的本事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王稼祥不惜去顶撞“老大哥”苏联的国家领导人斯大林呢？

在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路线被重新确立。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坚持教条路线的王明却心有不甘，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凭借着自己混迹苏联多年的地利优势，又玩起了“拿着共产国际的鸡毛当令箭”的把戏，甚至假传共产国际的号令，以党内的领头羊自居。

不过，王明的这些小九九很快便被前去苏联查看情况的任弼时等人发现。这时毛主席等人意识到，绝对不能让国内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络渠道成了王明的“一言堂”，但究竟由谁来代替王明来与共产国际沟通，就成为了摆在毛主席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毛主席思前想后，终于决定派王稼祥代替王明的位置，来代表我党同苏联共产国际进行联系。

事实证明，毛主席这次用人是十分明智的选择，被调往苏联莫斯科的王稼祥，在处理对苏联的外交事务上丝毫不逊色于王明。

难能可贵的是，王稼祥在处理事情上比王明更加实事求是，王稼祥多次向苏联陈述毛主席和我党为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为我党争取到了不少苏联的对外援助，这些都是王稼祥为我党争取来实打实的利益。文人的笔墨，也能成为战场上的刀剑和子弹，在王稼祥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因此，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共产国际打交道多年的王稼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共和国一代目的驻苏联外交大使。

相比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驻苏联外交大使身上的担子更重。因为过去王稼祥最多代表的是我党和八路军与苏联共产党打交道，但现在站在王稼祥背后的却是当时四万万的中国华夏同胞。

在王稼祥代表我国与苏联打交道的过程中，苏联虽然一直是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老大哥”自居，苏联历史上也没少给中国外交援助，帮助中国搞一五计划，盖工厂，给武器。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斯大林、赫鲁晓夫这些苏联领导人之所以看似义无反顾地给中国援助，实际上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有一天，斯大林把王稼祥叫来，表示苏联想要让中国，在亚洲搞一个“亚洲社会主义联盟”，由中国来做这个联盟的老大，苏联会不遗余力地给中国这个东亚盟主尽可能的支持。

斯大林的这一个提议，在今天看来或许很诱人，但外交嗅觉敏锐的王稼祥很快察觉到了这一提议的危险性。彼时的朝鲜战争正在进行，如果中国在与美国进行角力的同时，再大张旗鼓搞一个所谓的“亚洲联盟”，势必可能会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联合围剿，这将是当时中国难以面对的压力。

因此，王稼祥谢绝了斯大林的建议，表示中国只想安心发展，并不想要搞什么联盟。王稼祥回绝斯大林的话虽然看似温和，但惊讶到了当时的一批人：因为再当时的国际环境中，苏联说一不二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常态，而斯大林又是苏联的国家领导人，所以王稼祥的这些话相当于当场驳了斯大林的面子。

当王稼祥将自己回绝斯大林的话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周恩来时，周恩来直夸王稼祥做得好，顶住了苏联老大哥的压力，也维护了中国的利益。从此以后，王稼祥成为了周恩来处理外交工作的左膀右臂。

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王稼祥在协助周恩来的外交工作中身份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他被调回了国内。但是，回到国内的王稼祥因为自己“敢说话”的老毛病，再次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

彼时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正值外交的蜜月期。在中苏两国分道扬镳之后，中国需要争取阿尔巴尼亚来保证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共和国在当时给予了阿国不遗余力的外援支持。阿尔巴尼亚也是狮子大开口，张口闭口就和中国要几千万、几百万的钢铁和粮食，但那个时候共和国面临的经济挑战也不小。

从事外交工作多年的王稼祥很快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指出援助阿尔巴尼亚本身没有问题，但中国的外交工作也要考虑一些性价比。

毕竟，那些外交援助中的粮食、钢铁也不是西北风刮来的，都是中国人民老百姓实打实的劳动成果，如果这些外交援助不能换来实打实的利益，那这对共和国岂不是亏本的买卖，更会寒了几亿中国人民的心。

但是，令王稼祥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些话莫名其妙地被一些人扣了帽子。其中的一些历史因素，也让王稼祥这些务实的建议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一时间，爱说话的王稼祥成为了众矢之的。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这位搞新闻和外交工作好多年的老手被迫搬离了中南海，取消了一切职务。

被撤职之后的王稼祥虽然不再从事工作，却一直和周恩来保持着联系，不时为国家的外交工作建言献策。1974年，当王稼祥得知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而周恩来的处境也很不容乐观时，对周恩来十分关心的他突然因为心脏病离开了人世。

这位把周恩来总理身体状况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人，突然离开了人世对我党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得知王稼祥病逝的毛主席也流着眼泪，为这位新闻和外交的一线工作者献上了花圈，对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